在圆明园银库经营所得中，除去粜米所得的银两具有偶然性以外，地租、房地租、荷租、苇租和发商生息等具有稳定性。这些经营所得，一般用作圆明园维修和日常运行经费。

第三，山海关、淮关等税关上缴的盈余银

清代内务府把持山海关、淮关等榷关，将税收盈余银作为内务府收入的重要来源。盈余银是相对于正项银而言，属于多征的部分税银。内务府控制的山海关、左翼关、右翼关、张家口和杀虎口等关税的盈余银主要上缴给圆明园银库。山海关关税是一种口岸税，征税范围包括奉天、直隶北部各边口岸和奉天沿海各海口，约40多个陆海口岸，税务监督往往由皇帝宠臣担任。乾隆年间，山海关关税中，每年有5万多两盈余银上缴圆明园银库。

淮关是清代设立在淮安的榷关，这里是黄河、运河和淮河的交汇处，税源充足。淮关的盈余银一贯是“尽收尽解”，全部上缴。淮关每年从盈余银中提存办公银1万两，扣除固定的养廉银和饭食银共892.8两外，余下的9107.2两银全部上缴圆明园银库，自乾隆初年至咸丰九年(1859年)，此数额一直没有变化。除去解送余存办公银以外，嘉庆、道光年间，淮关大多数年份还同时解送5000两养廉银，并且成为惯例。

第四，两淮、长芦等盐政缴纳的盈余银

在清代，两淮和长芦盐政均向圆明园解送了大量银两。仅扬州盐商就先后8次交纳盈余银给圆明园，每次数目均可观，如乾隆十二年(1747年)交圆明园银8万两，次年，交圆明园银10万两。乾隆年间，长芦盐政每年向圆明园缴纳数量不等的盈余银，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向圆明园上缴盈余银25250.1两，次年缴纳盈余银25759.2两。嘉庆年间，长芦盐政除向圆明园缴纳6400两～9000两的各项盈余银外，还有数额固定的养廉银。缴纳办法是每年解交当年的养廉银和上年的各项盈余银，数额一般在两万四五千两左右。道光年间，长芦盐政每年仍然解送养廉银17120两，还有盈余银七八千两，均交圆明园银库收贮，如道光五年(1825年)正月，总管内务府奏长芦盐政解送道光四年养廉银17120两和道光三年盈余银7729.939两，共24849.939两给圆明园银库。

另外，各地盐商每年自愿向圆明园缴纳5000两～7000两不等的当规银，此为清朝陋规之一，并在嘉庆、道光和咸丰时期形成惯例。嘉庆和道光中期以前，山东盐商当规银上缴数额一般在4000两以上，在道光后期和咸丰年间，则减少到4000两以下，甚至1000余两。

前述榷关和盐政之所以乐意向圆明园银库缴纳银子，目的是博得皇帝的好感，然后借助皇权的威力，谋取自己的私利。

第五，罚金、没官和商人与官员捐献

罚金是将有过失官员的养廉银和俸禄扣下不发;没官即把犯罪官员的家产全部“入官”。这些罚没银两先交给内务府，再由内务府奏请皇帝批准，转交圆明园银库。乾隆五年(1740年)，康熙朝大学士明珠家的总管安图，被抄没入官，在其宅内刨出白银200万两，官房内刨得白银102315两，其中的40132两拨给圆明园。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两淮盐政征瑞被罚6万两养廉银，上缴圆明园银库。

乾隆十二年(1747年)到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皇帝建造了长春园西洋楼，仿照无锡寄畅园改建了廓然大公，耗费了大量银两，于是，盐商们纷纷捐银助工，如乾隆十二年六月，署理两淮盐政吉庆奏称，两淮盐商程可正等情愿捐银16万两，交圆明园处查收。乾隆二十年(1755年)，程可正又向圆明园捐银25万两。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九月，两淮盐商黄源德等向圆明园银库捐银30万两。乾隆二十五年，黄源德等又将10万两银捐给圆明园银库。

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时，曾经发动官员捐献银两，但效果不佳。自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内务府奏请皇帝通饬在京王公大臣竭力捐输，备修复圆明园之用度以来，至十三年四月，捐献额度不足30万两。

可见，圆明园经费来源是多元的，并非由国库拨付，它有自己的经费筹措办法。其中榷关和盐政缴纳的盈余银、养廉银和办公银等是主要来源，其次是盐商的捐献和发商生息所得。大致而言，在嘉庆朝以前，圆明园的经费筹措渠道多、数额大，以后则越来越困难，这与清朝的财政状况日益严峻密切相关。

(摘编自《北京日报》赵连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