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电视节目不同，《奇葩说》作为纯网节目的独特气质与生俱来又卓尔不凡。此前，《人民日报》在一篇赞扬节目的文章中，引述了主持人马东对于节目的愿景：“希望这档节目通过节目传达年轻人的语言方式、内心世界和价值主张，并通过娱乐的形式来传递价值、沉淀文化”。

自成内容生产“理性气候” 节目搭建年轻人的表达平台

在电视台一片拼模式、拼明星的大势氛围之下，爱奇艺出品的《奇葩说》自成一派形成了纯网生节目重内容本身、重互动方式的“理性气候”。

第二季今年自6月26日起重磅归来，已播出两月，却引发强烈的追看和讨论磁场。本季节目，金星代替高晓松与马东、蔡康永组成“KJM组合”，加上一众女神大小S姐妹、柳岩、侯佩岑等和一众男神廖凡、黄健翔、吴宗宪等，领着一帮有着各自说话之道的新老奇葩在辩论疆场纵横捭阖。即便如此，最被网友牢记的不是这些大卡司明星，而是节目中的这些被誉为“中国最会说话的人”的奇葩辩手，以及他们逻辑缜密誓死捍卫的辩题内容和辩论态度。

关于《奇葩说》为何成功，新锐作家何天平有着极为恰切的点评：“面对以90后、00后为主的目标受众，在奇葩辩手、犀利命题与先锋言论的共同作用下，这一节目不仅使得辩论从刻板严肃的氛围中得到娱乐化的释放，也搭建起现下年轻人对这个时代畅所欲言的平台，促成了青年亚文化群体话语体系的全面颠覆。”同样对于这个问题，作为推手及主持人的马东的解释也恰如其分：“这个节目的核心价值观，是试图找到当下90后最直接、最真实的一种表达方式。”

换成通俗的白话来说，《奇葩说》中的选手是网友周遭中会出现的普通人，节目中的辩题是生活中萦绕耳旁心间的“烦恼”。更有趣的是，这些问题不像数学题有是非正解，而都是些不分对错的选择题，正或反的选择因人而异又无可厚非，可是趋同的心理效应在作祟：明明知道这场辩论没有结论，但是又很想知道别的年轻人如何思考如何选择。所以，节目中总比值为100%的正反支持率呈现出剧烈的流动性变化，正说明了每个人在观看时的强参与感和观点翻转。

辩题设置首要原则是贴近性 引发碰撞催生稳定的价值观

上述所说的“贴近性”最大体现在辩题的设置上，在截至8月29日上线的节目中，除了两性情感的万能辩题之外，节目中还有特设了大量诸如“没钱要不要生孩子”、“朋友圈要不要屏蔽父母”、“应不应该改变成恋人想要的样子”、“伴侣的钱是不是我的钱”、“小朋友被欺负要不要告老师”等辩题，这些话题最大的相同点就是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然后，通过《奇葩说》这个开放的论战平台，引发育儿、家庭、教育观念的碰撞，在碰撞中形成稳定的价值观，而这正是脱口秀节目最大的意义所在。事实上，脱口秀节目之前在中国水土不服，也正是没有抓到这个“根”——即所谓情绪关联和生活关联的命题之上。

比如在“没钱要不要生孩子”这期节目中，金星团长力撑“没钱也要生孩子：有钱生还是不生，那有钱的标准在哪？当生命在敲门的时候，不能拒绝生命。有孩子的快乐，也不是能用金钱衡量的。你能生的时候都挣钱去了，到不能生的时候，哭着喊着要借腹生子，真是有毛病！”柳岩也强调了传统观点，“对父母最大的孝顺，就是成家立业有孩子，而不是有钱就最幸福。其实想不想要孩子，跟钱没有绝对的关系。”这些都是传统价值观的输出，实现了一种润物无声的价值传递。

又比如“朋友圈要不要屏蔽父母”节目中，除了在关于辩题本身的激辩之外，有选手提出朋友圈已成养生谣言的重灾区，眼下各种公众号关于健康养生信息的推送层出不穷，一则健康信息的阅读量少则几百人，多则上万人，而且看完之后转发，年长者深信不疑并将此贴用于自身。所以作为子女，应该成为父母面对不对称信息时做出判断的“安全卫士”。又比如在“小朋友被欺负要不要告老师”，这些都是孩子和家长很可能遇到的问题。当孩子被别人欺负，大部分家长都会很头疼。虽然没有任何人愿意容忍自己的孩子随便欺负别的孩子，但也没有一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总是被人欺负，通过《奇葩说》这个节目，每个家长和孩子都可以得到思考，去想想如何面对并且找到解决的最佳方式。节目在播出后每个辩题都会引发多个角度的讨论，这也正是《奇葩说》一直尝试传递的社会理念和内在价值观。

也难怪有节目评论人如此总结节目：《奇葩说》看似用正统的辩论形式和戏谑的说话内容，将网友引入有关伦理、秩序的核心命旨之中，这不仅是年轻一代尤其是90后、00后们拒绝虚妄、拒绝说教的独特的话语风格，总会在嬉笑怒骂中几度陷入沉默，而这种沉默恰是年轻人希望向社会发声，是给人思索的宝贵空白。

诚然，《奇葩说》也很乐于以真实谐趣的表达呈现对所处世界独特而深刻的理解，在一片混沌中反而引发人们内心涌动的思索，实现正能量的教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