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中央专案组“石油案”
解放时，“资源委员会”是唯一一个有组织护产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部门。资委会的三万多技术和管理人员、几十万职工，全都投向了新中国。然而在文革中，这些人却被怀疑是带着任务潜伏大陆的特务
文/胡治安
1969年2月，我打点好了行装，准备随大部队一起，去东北的公安部五七干校。就在这时，我接到通知，到中央专案第三办公室报到，分配在“石油专案组”。
石油专案组的被审查人员有一个共同特点：解放前都曾在国民党政府负责重工业发展和管理相关工矿企业的“资源委员会”任要职。解放时，资源委员会是唯一一个有组织护产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部门。在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又叫主任委员)孙越崎的领导下，除了去台湾接收工矿企业的少量人员外，该部门所有人员全部留在了中国大陆。
专案组怀疑，资源委员会拒迁台湾是带着任务的，是一个潜伏的特务组织。
我当年30岁，是公安部11局的普通办事员，还不是党员，居然叫我参加中央专案组，办理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等亲笔批示的石油案，认为是组织对自己的极大信任，感激万分，决心要为“保卫红色政权”“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贡献一切。
石油案缘起
我来时，石油专案组的工作已进行了一年多。
据我所知，三办中有“石油组”“兵工组”“海关组”等专案组，各组之间不通往来，这是纪律。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主要是部队干部，也有地方工作人员，主要来自公安部。这些人，有“造反派”，也有游离于“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逍遥派”。
石油专案组的缘起，是文革开始时的一次事件。外贸部(商务部前身)一位姓莫的局长在国外任商务参赞时，购买了一台天文望远镜，望远镜通过香港进口时，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查扣。外贸部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怀疑这位局长“里通外国”，有意破坏。再查他的历史，解放前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属的中国石油公司任职。他因此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罪名，锒铛入狱，关进公安部看守所，即世人皆知的秦城监狱。
主持侦讯的姓曲，是小说《林海雪原》作者的哥哥。他也是位老公安，不过是专搞人口统计的处长。侦讯记录详细地记述了“杨子荣夜审小炉匠”式的戏剧化场景。
处长威严地坐在高高的案桌边，被讯的外贸部局长惊恐地坐在案桌下。处长一拍案桌：“莫×，如实招来！”局长木呆呆地看着他：“招什么呀？”僵持一会，处长呼地站起，又一拍桌：“招不招！？”同时作出按警铃的手势：“不招，来人，给我拉出去！”局长惊慌莫名：“我招，我招！”
局长说：解放前夕，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召集会议，中国石油公司的邹明等人奔走于玉门、上海、广州、香港，部署“应变”事宜，要求在国共易位中“处变不惊”，自行应付。
在侦讯人员眼里，“应变”，不就是“潜伏”的意思吗？他们继续追问：哪些人是潜伏特务？局长说不出来。
又是一阵恐吓后，给了他一本石油公司职员名册，上有姓名、职务、年龄、籍贯，要他指认其中的潜伏特务。他从头到尾地翻看名册，不时紧皱眉头。处长又一拍桌：“说不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再不说，等到什么时候？！再不说给我拉出去！”局长翻开名册乱指一番：“这个这个，可能是……”“你看看，你看看，这、这、这个这个也可能是……”
疲劳轰炸的审讯日以继夜地进行。瞌睡虫叮到每个人头上，处长像鸡啄米一样地不断点头，每点几下，就拍下桌子，顺口喊句：“说！”被讯者在连连不断的哈欠间，胡乱地在名册上指指点点。
书记员覃高华是西南政法学院1964年的毕业生，练就了一身速记本领，一问一答一字不落地记下，而且表情动作都有绘声绘色的描述。看讯问记录就像读纪实小说，令人捧腹，又令人唏嘘。
当时“三办”的实际负责人是副主任、原空八军副军长赵登程。他有句名言，也是办案的指导原则：“一人供听，两人供信，三人供定。”就在这样荒唐的原则和滑稽的审讯中，形成了“石油专案”，先后逮捕了大庆油田供应指挥部副指挥、原中国石油公司协理兼玉门油矿经理邹明，石油学院教授、原中国石油公司营业部副主任张英，水利部高级工程师、原中国石油公司代总经理郭可诠。这几位都是原资源委员会的得力干部，留学归来的专家学者。审查他们的矛头，就是对着资源委员会的前后任委员长翁文灏和孙玉崎。这个组也成为了“三办”的先进专案组。
专案组成员
我进组时，“创立”该案并获得表扬的处长等人已离开了。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已换了好几批。
当时的组长叫李光，是刚从东北调来的正师级干部，不苟言笑，非常严肃，对案子从不表态，整天愁眉苦脸，看得出来他思想苦闷，压力很大。我一去，他极为平和而认真地说，先看案卷，了解案情，不要发表意见，勤恳工作。
两位副组长，一位是外交部的处长，青年才俊，二十多岁就当了处长，整天捧着一本法文书，闷声不语；还有一位是外贸部的处长，是该案的“元老”。两位处长都姓王，共同特点是，了解案情，但从不发表意见，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唱高调，也不唱反调。
组里最积极的，是公安部一位姓崔的笔迹专家。他对案子列出了一大串调查、审理的线索。按这种搞法，三五年也难结案。我感觉，他是有意拖延时间，以免下放五七干校，好照顾生病的妻子。我曾跟他去广州、云南、湖南等地外调，都无任何结果，仅是逍遥游。
除此之外，组里还有三四位团营级部队干部。
当时，外贸部的那位莫姓局长和张英等人已被丢在一边，不闻不问不放。工作重点转向挖“潜伏特务”。玉门油矿、大连石油五厂、上海高桥炼油厂和大庆油田等石油系统的单位都在挖地三尺找“潜伏特务”。许多留在大陆的原中国石油公司职工被批斗。石油工业部部长康世恩原是接管玉门油矿的军代表，也进了牛棚，不得解放。
我参加了对邹明的讯问。他很有胆量，敢跟姓崔的笔迹专家面对面干架，而且说话条条有理。他谈了玉门的护矿斗争。
他说，玉门解放前夕，西北长官公署马步芳和油矿的国民党特别党部负责人要求将油矿、油厂炸掉撤走。他按照孙越崎指示，组织护矿。一是筹集经费，购买粮食、日用品，安定职工生活。二是组织护矿队，他自任大队长，下设分队、小队，武装起来，巡逻值班，人在矿在；原矿井队全部转入护厂队，荷枪实弹，对准国民党驻矿部队。三是封闭油矿、炼油厂，隐蔽机器。
1949年8月，他到香港向孙越崎汇报护矿准备，获得肯定、支持。孙致电邵力子，请邵转告中共中央，解放军占领兰州后，务必马不停蹄，直奔玉门，并与邹明联络。
护矿斗争取得了胜利。9月25日，解放军进驻玉门油矿。当时，矿上还积存粮食一万担，银元三十多万。
“特嫌”孙越崎
我们到唐山找孙越崎外调。
孙越崎，可谓中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开创者、奠基人之一，有“煤油大王”之称。知道他的大名，是在学生时代读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时。该书第五章《封建的，买办的军事工业独占》，说平津轻工业33个单位，组成华北八大公司，“受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介乎宋子文与翁文灏之间的孙越崎‘指导’”。
1948年5月，孙越崎接替翁文灏，出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当时，他确是个“大老板”，他属下121个总公司，上千个生产单位，拥有职员3.2万人，工人六七十万，职员中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国内外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和企业管理人员。资源委员会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全国占很大比重。电力占50%以上，煤炭占32.5%，钢铁占80%，石油占100%，矿产品钨、锑、锡90%由资委会统制出口。
孙越崎担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后，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员王寅生、季仲威有了联系。1948年10月，国民党社会部在南京召开全国工业总工会成立大会，他借此机会，召集资委会本部及下属各重要厂矿企业负责人，召开秘密会议，动员大家处变不惊，迎接解放。
这时，他对厂矿的留迁态度，与1937年截然两样。当年在日本入侵时，他坚定不移地将中福煤矿设备拆迁入川。
他说：过去东北吃紧时，大家纷纷逃进关内。目前华北又告吃紧。我看到哪里去都是一样。鞍山解放时，钢铁公司的员工没有一个死亡。可见战争到来时，只要不乱窜，不惊慌，就不会有死亡，鞍山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希望大家不要走，维护厂矿，等候解放移交。他提出“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的应变方针。他要求与会者回去后将以上意思相机转告附近企业单位的负责人。如有离开单位的人，应由他们自行负责，资委会不再给他们安排工作。
资委会重庆办事处的曹丽顺提问：各厂矿负责人有厂矿可护，对共产党总算有些贡献，共产党会留用他们的。但像我们办事处，只有几间办公的房子，没有厂矿财物可护，没有贡献，共产党也能留用我们吗？怎么办？孙说：你可把重庆的几个工厂的名字、地点、产品、产量，员工人数和负责人姓名等等，一厂一行列成表，共产党进城，你主动去找有关方面，把表送上，并表示愿意陪同去接收，这样也算有些贡献了。
1948年12月底，蒋介石当面命令孙越崎把资委会在南京的五个工厂，即南京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磁厂和马鞍机器厂，拆迁去台湾。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奉蒋之命，几次电话催促。孙越崎以拆而不迁的办法应付，同时得到李宗仁的支持，最后将五厂完整保留下来。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孙越崎以经济部长的身份，携带150万美元飞抵广州，电告中南、西南、西北各地资委会所属厂矿负责人五十余人到广州，向他们分发美金，以维持大变中的职工生活，稳定厂矿局势。
之后，他辞去经济部长、资委会委员长职务，于5月中出走香港。在那里，他与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的乔冠华取得联系，并得到周恩来同意他北上的消息。
5月29日，进驻上海的陈毅到了“资源大楼”，对留在上海的资委会人员宣布，“资源委员会是起义团体”，孙越崎是“为国家事业而做官的，我们对他谅解，欢迎他回来”。
在孙越崎的领导下，除了去台湾省接收工矿企业的外，资委会人员全部留在了大陆。11月4日，他携家属从香港乘船返回北京。经他电请，曾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的翁文灏和钱昌照后来也从海外回到北京。1950年3月，孙越崎被蒋介石当局开除国民党党籍，并以叛党叛国罪受到通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越崎被任命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1952年6月，在政府机构调整中，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被取消，他被分配到唐山开滦煤矿担任总管理处第三副主任。文革中，他因“特嫌”的罪名，被关入了“牛棚”，隔离审查。
我们去找他外调时，他的表现极为乐观，与我们聊家常般地答对。谈到与蒋介石的关系时，他说：“我们关系好着呢，我进他的办公室不打报告，直进直去。他对我开办玉门油矿支持称赞，连连说不容易，还派他两个儿子去看我。”问及玉门油矿，他大谈应变的惊险和邹明的功劳，反问：哪来的“潜伏”？
明知假案，反映无门
经过看卷宗和讯问，我向三办办公室主任赵文星建议，先将张英和邹明放了。他表示同意，让我们先写个报告。结果，报告没批，我反而挨批了。我想：这是天大的错案，毛主席被骗了！
我向来自外贸部的王副组长谈了我的看法，这位时年50岁的老革命拍拍我的肩，轻轻一笑：小伙子，行！但现在不是我们说话的时候，说了，于公无用，于私有害。糊涂点吧！
1969年冬，我盘算着向毛泽东写信，说明石油专案是个假案。我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好朋友刘宗铎。他是1959年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的，是我的知已。他一听，半天不吭声，然后一脸严肃地说：小心，你什么人，谁听你的？卢玉文三人的教训就在眼前。
卢玉文是公安部10局干部，在办专案中，他们如实向上反映了李锐谈陈伯达问题的一番话，被冠以“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罪名，逮捕入狱。
不几天，因为专案工作人员情绪消沉，工作进展缓慢，周恩来宣布休整，他和江青等人请办案人员看戏。我们一连将几个样板戏看了一遍。一天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看戏时，中央专案组“一办”的孙叔岱将我拉到一角落，阴着脸说：你小子想找死呀，就你聪明？就你看出问题？你写信，毛主席听你的？你的信能送到他手里？真糊涂！你干不了走人嘛，写申请去五七干校，离开是非之地。久了，你迟早要出问题！孙是中国人民大学1961年毕业的，是刘宗铎的同室好友。他从刘那里知道了我的想法，狠狠教训我一顿，我很感激，也知道了一般办案人员的心理。
随后，我请求去五七干校。1970年春节后，我离开了中央专案组，到了黑龙江佳木斯乡下的公安部五七干校。此后专案组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
“骂出来”的落实政策通知
文革之后，拨乱反正，需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
解放后，资源委员会的“留用人员”，同其他的起义人员一样，大多遭到清算、整肃。从镇反、肃反、思想改造、到反右派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资委会的三万多技术和企业管理人员甚至几十万职工，多数人受到了冲击，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劳改、下放农村或学非所用，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如翁文灏之子翁心源，就含冤自尽。不少人员的子女也受到牵连。这些人及其家属纷纷要求孙越崎帮助平反和落实政策。
对此，孙越崎十分内疚，深有“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之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十余年间，他将大量精力用在为原资委会人员争取平反上。
197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又叫6号文件)，为部队起义人员落实政策，重新发给起义投诚证书，安排工作或办理离退休手续。孙越崎等人听说后，不断向统战部门和有关领导反映情况，要求落实政策，对资委会人员按起义人员对待。
80年代初，我已从公安部调入统战部干部局。在孙越崎的不断“纠缠”下，有关部门曾想按起义来解决原资委会人员的问题，但一位当年进驻南京、80年代已是中央领导的老人说：资委会是我们接管的，不能算起义。这一句话，就将起义否定了。后来罗青长有一次曾说，说这话是不了解内情，资委会是接受地下党的影响有组织的起义。但工厂企业的“起义”，毕竟同战场上的率部起义有形式、内容上的区别。既然有领导人不同意按起义落实政策，就来个折中办法“比照办理”。
1983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出《关于对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中护产有功人员落实政策的通知》，承认资委会的绝大多数员工在帮助我们顺利地接管该会所属的各地厂矿企业上作出了成绩。通知称，在大陆的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全体员工对护厂、护产、迎接解放是有功的，对于我们解放后经济上较快地恢复起了一定作用。对这些人，应该比照对起义人员的政策“妥善安排”。
这个文件的出台，同孙越崎的奔走呼号是分不开的。他不仅敢于直抒己见，甚至敢于公开吵骂。可以说，这个《通知》是“骂”出来的。1989年2月3日我与统战部另一位处长到孙越崎府上拜望。他推荐一位资委会高级职员为国务院参事，未被通过，我们来做些解释工作。老人极不高兴，说一夜没有睡，当着我们两人的面大骂统战部干部局局长是个骗子，他答应了的，怎么公布名单时又没有了！
孙越崎不满足于仅仅“比照办理”。1991年10月24日，98岁的他致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信中列举了资源委员会护产及起义有功的事实，要求中共中央重新审议资源委员会的“起义”性质问题。
1992年3月16日，江泽民邀请孙越崎到中南海面谈，共进晚餐。席间，他明确肯定了资源委员会人员拒迁台湾、护厂护产的贡献，并提出资源委员会的活动带有“起义”性质，资源委员会人员中与中共地下党有接触的骨干人员，可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参加革命一样对待，待遇应高于起义人员。
在孙越崎的不懈努力下，事情终于得到了比较令人满意的解决。
此事还有一个插曲。1983年第六届全国政协召开前，统战部要就政协人事安排做出推荐。我当时任中央统战部干部局的分管副处长，就写了一个报告，推荐邹明为全国政协委员。推荐被接受了，并且，与他同案的郭可诠也一同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名单公布时，这两人和石油部的人均感意外。恐怕他们至今也不知道，这是当年在狱中审查他们的人，被其精神所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了他们一个公道。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巡视员兼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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