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开放大乾坤
实施向西开放，当务之急是加快推进内陆地区通往东南亚、中亚、俄罗斯、欧洲等方位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发展江海、铁海、路航等多式联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徐旭忠李晓玲石志勇屠国玺张亮
位于我国西部边陲的阿拉山口市，虽然地处偏远的戈壁，没有都市的喧闹，但每天几十班列车过往，使得这个常住人口不足2万的小城异常繁忙热闹。来自新疆本地和内地的许多货物都是从这里出境出口到中亚、俄罗斯、欧洲等地，同样，来自这些地区的许多货物也是从这里进入国内。
面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阿拉山口市委副书记、口岸管委会副主任狄永江颇多自豪，“随着贸易逐年增长，中欧班列货运线路常态化运行，阿拉山口日均过货量已达7.4万吨、日均进出口额近5000万美元。”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重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胜等专家就此表示，阿拉山口的变迁充分折射出我国在发展机遇期和丝路战略构想背景下，挖掘发展潜力，拓展对外开放空间，构筑沿海、内陆、沿边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近期，《瞭望》新闻周刊在新疆、甘肃、陕西、重庆等西部省份调研了解到，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后，西部各省区市加快推进向西开放，着力提升经济外向度，初步构筑起东中西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但总体上，西部的开放水平仍然落后于东部，沿边的开放水平仍然落后于沿海。各界受访人士建议，向西开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宜从国家层面强化顶层设计，着力构筑开放平台和开放高地，大力培育内陆开放型经济，加快完善内陆地区大通关体系，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夯实开放基石。
“进军西部”热潮涌动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兰州大学中亚问题研究所所长杨恕、西安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曾昭宁等专家认为，一方面，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向西开放可挖掘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提升西部对外开放水平。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外向度不高一直是制约西部内陆地区发展的短板。以2012年为例，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2300多亿美元，仅相当于广东省的1/4和江苏省的1/2。因此，有必要创新开放模式，激发内陆地区活力，构筑全方位开放格局。
“向西开放可加强与中亚、中东、俄罗斯、欧盟的经贸往来。”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发布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愿景与路径》报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GDP占世界总额的55%左右，拥有世界总人口的大约70%和世界已知能源资源的75%左右。
中国与中亚五国、海湾国家、俄罗斯、欧盟在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贸易结构上存在差异性和互补性，合作空间大。据统计，近10年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贸易额以每年超过30%的速度增长。2011年中阿双边经贸总额达1959亿美元。阿拉伯国家成为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阿拉伯国家第二大贸易伙伴。
受访的地方政府官员、专家普遍认为，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发展步伐显著加快，特别是交通等基础设施得到巨大改善。近年来，国家在内陆地区设立了两江新区、兰州新区、贵安新区、西咸新区等国家级新区，在新疆设立了霍尔果斯、喀什两个经济开发区，为西部内陆地区搭建了重要的开发开放平台。
警惕不良倾向浮现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调查中也了解到，“走西口”热情高涨后面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对向西开放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风险认识不足，需要警惕，风险意识有待强化。
一是“宁当鸡头，不做凤尾”。无论是省会城市，还是一些大中城市，都强调自己在向西开放中的战略定位，如丝绸之路新起点、桥头堡、经济枢纽中心、开放高地、金融中心等，期望成为地区“老大”和“核心”。在具体操作中，则沿用“要项目、要政策”的传统思维，将实施措施集中在本地设立自贸区、保税区、国际港区，举办博览会、贸易洽谈会等，从整体上来看，易造成新一轮的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为今后可能出现的恶性竞争埋下伏笔。
二是境内各自为政，境外无序竞争。西部现代物流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李钊说，以中欧班列为例，随着“渝新欧”开行，中西部一些地方纷纷效仿。现实是，部分地区基础货量不足，线路空载率较高，严重浪费运力。一些地方为争夺“通道资源”，对内不计成本，由政府大量补贴运费，对外“概不议价”。有的城市打出“1500公里以内免运费集货”、“4000美元每箱至德国”招牌，但实际运费每箱超过1万美元，价差由政府补贴；某些线路，对沿线国家提出的运价照单全收。
三是盲目乐观，缺乏风险意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广程等专家认为，内外错综复杂的安全环境，特别是中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将对向西开放形成挑战。首先，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经贸合作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其次，中亚地区“三股势力”活动出现反弹，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其三，中亚地区是大国博弈的“角力场”，一些国家对我国“西进”心存疑虑。
此外，向西开放的市场风险不容忽视。中亚等地区的国家人口稀少，经济规模小，且多数国家未加入WTO，国内市场不规范，外商投资政策法律的规范性普遍较差，服务监管与保障体系不规范或缺失，且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有很大的随意性，增大了投资风险。
统筹规划，分步实施
“推进向西开放，切不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要有一个长期规划。”杨恕说，在实施过程中，要突破传统开放思维模式，国家层面要强化顶层设计，从参与全球性、大区域性的价值链创造和分工的高度，以市场化、法治化为原则，研究制定向西开放的战略规划，突出重点，分阶段实施。
“推进向西开放需加强区域深层合作，建立互利共赢机制。”重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胜等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已在向西开放涉及的国家间、区域间成功搭建了上海合作组织、中阿论坛、中巴自由贸易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论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等多个平台，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合作。但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这些合作较为松散，深层合作协调机制建设滞后。
国际层面，长期以来双边或多边经贸合作服务体系、保障机制以及纠纷协调解决机制、法律合作机制尚未完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机制不健全、投资贸易法律体系不健全等现象得不到有效改变。
国内层面，尚缺乏对中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及文化政策的统筹协调，致使沿线省、市、部门、机构及公司开展的经济外交或经济活动不能很好地互相协调，往往各自为政。
“向西开放有机遇，也有挑战和风险，宜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机制。”对此，邢广程等专家认为，在向西开放过程中，须寻求伙伴搞“合资”，培养更多的利益攸关方，真正落实互利共赢理念。
政府层面，要按照市场导向和自主决策原则，切实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建立健全境外经营风险评估体系、风险防范机制和境外风险应急体系，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企业层面，要认真研判海外投资环境，尤其是要熟悉当地法律，充分尊重当地的文化，避免因文化冲突导致投资合作失败，做到有效防范和充分化解投资风险。
培育内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经济外向度低是长期制约内陆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短板”。以甘肃省为例，2013年全省外贸进出口额仅占全国的2.47‰，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仅占全国的0.59‰，外贸依存度仅为10.58%(全国为47.5%)。同样，陕西、宁夏、贵州等地的经济外向度都较低，且进出口商品结构单一，以资源型产品为主，对中西亚、中东欧国家的产品出口不多，有较大释放空间。
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院长易小光等一些经济专家认为，内陆地区是向西开放的重要腹地和战略支撑，当务之急应着力提高该地区经济外向度，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但内陆地区受物流运输成本、资金、信息、人才等诸多因素制约，不可能原样复制沿海开放模式，须结合自身特点和资源禀赋，构建内生增长和外向发展互补的开放型经济新路。
如重庆“无中生有”的笔记本电脑产业可供借鉴。近几年，重庆抓住全球产业转移机遇，打破“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传统加工模式，按照“整机＋配套”垂直整合发展模式，相继引进了惠普、宏碁、华硕等世界知名电脑品牌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代工巨头，以及数百家核心零部件企业，形成庞大的电脑产业集群。目前，全球四台笔记本电脑中有一台是“重庆造”。
依托该产业，重庆敏锐捕捉到信息产业向大数据、智能化演进的机遇，加快向云计算、物联网、电子商务、结算等高端产业迈进。电子信息产业的异军突起，使重庆的经济格局悄然发生变化，已由过去的汽摩产业“一业独大”，演变为“双轮趋动”的开放型经济格局。
专家们建议，要做大做强内陆开放型经济，国家可考虑从发展平台建设、产业政策等方面予以支持。
首先，建立完善适应内陆地区开放的政策、法律体系。我国现行对外开放政策、法律体系，绝大部分是基于沿海、沿边开放需要形成的，而且主要针对传统货物流大进大出，已经不适应内陆地区深化开放。以内陆保税区功能拓展为例，目前政策设计主要是满足保税加工，对保税商品交易、保税区跨境电子商务、金融结算等新型业态，还存在诸多不合时宜的限制。在外资准入方面，对一般性制造业外资股比限制过紧，制约了内陆地区吸引外资融入国际产业分工的步伐。
其次，依托重点经济区，以各类开发区为平台，加大项目布局，促进产业升级，同时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西移，培育形成一批国际加工制造基地、服务外包基地和外向型产业集群，重点打造重庆、成都、西安、贵阳、兰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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