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3月24日电(记者李劲峰、陈尚营、李斌) 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这项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目前，中纪委已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今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列出了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单”，其中包括：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
“新华视点”记者对多名落马官员的悔过书进行了梳理和跟踪采访。
内容基本具备“四要素”，主要分三大类型
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要内容。同时，与忏悔书配合的案件反思报道，披露了“滥发索要奖金”“影视业潜规则”等细节，让读者感到震惊和唏嘘。
从上世纪末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反省的悔过书，到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剖析“玉”与“欲”的忏悔陈述，以及湖南株洲一名处级干部对落马文采斐然的反思，形形色色的各类悔过书成为落马官员交代违法问题，表明认罪态度的重要材料。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由于官员是抱着系统梳理自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法犯罪的全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自身放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
按照作者的核心心理诉求，悔过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博取同情型。安徽省委原副书记王昭耀曾忏悔道“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贪污受贿被判处死刑的浙江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在悔过书中称，“我16岁高中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起早摸黑，蚂蟥蚊子叮咬，劳动一天也只有几角钱”。
据基层纪检干部介绍，不少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将贫困、草根的身份抛出来，把苦难的过去剖白给公众看，既有痛定思痛的原因，也在不少程度上存在博取同情、寻求宽大处理的心理。以至于“我是农民的儿子”，成为不少官员忏悔书高频使用的开头。
－－高调表功型。一些官员在忏悔书中会着重描述“辉煌业绩”，展示“功臣犯错”的形象。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忏悔书中说道，“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史联文也在忏悔书中高调表功，“做了很多前人没有做成的大事”“辽宁广播电视台的改革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一面旗帜”。
－－告诫建议型。还有一些官员在悔过书中，主动将自己当反面教材，并结合堕落经历，提出建议告诫后人。倪发科在悔过时告诫“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鉴，不要让我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史联文则在忏悔录中，从干部使用、与商人打交道、注意圆滑人、对待身边人四个方面，对相同类领导提出建议。
从台上光鲜到仓皇落马，官员写悔过书三大心态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官员写下悔过书，主要集中在纪委双规、反贪侦查、法庭陈述、监狱服刑等时期。尤其是在纪委双规或反贪侦查期间，这些官员在短时间内，面临从台上光鲜到仓皇落马的巨大人生反差，不少人会选择以悔过书的方式系统交代违纪违法问题。
心态一——尘埃落定后的彻底解脱。
有检察系统内部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贪腐官员在多年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常常提心吊胆，害怕被调查落网，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真正接受调查时反倒因“尘埃落定”而获得平静。这类官员往往会通过写忏悔书，将违纪违法问题一股脑说清楚。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沈和新贪污受贿金额超过1200万元。他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不仅主动供述检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还在悔过书中写道：从受贿至案发的8年多时间里，他一直生活在不平静、不安稳中，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被查处后，心情反倒轻松了一些”。
心态二——排解惶恐争取尽早解脱。
一位基层纪委干部介绍，在办案期间，落马官员除了需要接受询问和调查，大量时间处于高度紧张或空虚之中。一些人就会借助写悔过书，系统回忆和梳理其违法问题和心态，争取交代清楚，尽早解脱。
心态三——心存侥幸企求网开一面。
还有一些落马官员心存侥幸，在悔过书内容中避重就轻，企图让组织网开一面，给予宽大处理避免进入司法程序。一旦被起诉后，这类官员即便写下悔过书，也容易找出各种理由来翻供。
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题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悔过书“情真意切”地反思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怨自己，只恨自己”。在法庭审理时，却全面翻供，极力否认受贿。经多次开庭和质证，徐亮受贿290多万元，及其妻子与证人串通翻供情况被查明，徐亮被判刑13年。
一位基层纪检干部告诉记者，对于腐败官员的调查和处理，是在掌握大量事实和缜密证据的基础上依法进行的，不可能出现涉案者写下详细的悔过书，就简单给予党纪处分完事的情况。
用好反面教材，警示他人完善制度建设
一些受访的司法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介绍，贪腐官员在接受调查或者入狱改造期间，纷纷选择写“悔过书”的重要动因，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悔罪”可作为判决时从轻量刑和减刑表扬加分的考虑情节。
全国法院从2014年起实施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明确，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湖北省法院系统一位法官表示，官员若在双规或者司法调查过程中写“悔过书”，对所犯罪行进行承认和反省，对于最终减轻量刑会起到积极作用。
悔过书的公开警示教育功能作用，在纪检系统也一直备受重视。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列入2015年的工作任务，且提出要深入剖析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例，用好用活反面教材，发挥警示、震慑和教育作用。
“用好忏悔录这个反面教材，通过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自悔自新，现身说法，将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研究处处长苏静说。
江苏省委在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提及，在省委全会印发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13名省管干部悔过书，以案明纪，引导领导干部引以为鉴、吸取教训。云南彝良检察机关收集整理89份《悔过书》，并结合悔过书内容在当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讲座。
安徽省一位基层官员表示，每次看到官员的悔过书，都会不自觉地对照一下，因为很多“悔过书”反映的很多情况都是在工作中容易遇到的，“例子很具体，很容易类比，对公职人员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更应看重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触及灵魂”。在减刑的驱使下，有些官员将“悔过书”仅仅当成逐利之举，产生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出现公然抄袭等现象。这种“投机性悔过”需要甄别和警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说，从预防腐败的角度来看，有关方面从落马官员心路中总结其以权谋私所利用的制度缺陷和漏洞，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对于从根本上反腐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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