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卢义杰《中国青年报》(2014年12月15日07版)
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开店，却遭执法人员频频刁难，最终被迫“关门大吉”。在公开报道中，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
“这是普遍现象。”参加中纪委、全国工商联座谈会的代表，北京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董事长蔡晓鹏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文化、消防、市容、工商，很多行政审批背后都藏着一大笔看不见的钱，“如果制度规定的正门走不了，只有走‘钱门’”。
蔡晓鹏正在设计一个扶持大学生创业的项目，他的担心是，大部分在校生不能顺利通过层层审批。
项目要一台自控果汁机和几平方米的空间，只需“一按电钮”，果汁就能自动流出。“但，这么一个只需简单操作的项目，手续是按照卫生餐饮的流程来的，还要有环保、消防等前置审批。”蔡晓鹏说。
在蔡晓鹏看来，如果让学生自己去跑程序，估计很难跑下来，“这个项目本身投资是不高，但之后还要这个那个一大堆手续、开门费，办好了还不停被骚扰”。
“这抑制了年轻人进入市场的热情。年轻人刚走上社会，充满理想，你用这样很残酷的现实把它打碎了，只有意志很坚强的人才会死磕。”他说。
蔡晓鹏经商近20年，他发现，置身于整个城镇化、工商化进程，“年轻人是受到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
大约10年前，蔡晓鹏的公司雇佣了一批外地大学生。这些学生来京没有地方住，就住在地下室旅馆。半夜警察突击检查，把拿不出暂住证的大学生都带走了，第二天打电话要公司花钱领人。
事隔多年，蔡晓鹏回忆此事时仍用“万恶”来表达愤慨：“罚款，5000元还是2000元？全是白拿，要看关系。老板本身是外地的，就罚得狠一点，不行就抓起来，送去关押、劳教。”
上世纪80年代，团中央和中国社科院联合成立了青少年研究所，蔡晓鹏的研究课题就是农村青年的就业问题。他回忆，在一定历史时期，行政权力对劳动力自由流动有所阻碍，那个年代，从农村走出的都是有知识的年轻人，老年农民或者没文化的出不来。
蔡晓鹏之后见证，随着改革开放深入，以浙江为代表的民营经济起来了。一个标志性的地点是，北京大红门一带诞生了一个温州村，但执法人员老去“围剿”它，“各种理由，说脏乱差，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但这个东西是客观需要的，打来打去，温州村很顽强，人就是不走，最后慢慢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服装和小商品交易中心。”蔡晓鹏表示，人对生存发展的需求，是不合理的制度抑制不住的。
蔡晓鹏在谈起行政审批中的遭遇时说，有的行政审批催生形式主义，不受约束的权力导致了寻租。
那么，年轻人该怎么办？如果站在丛林法则的天平一端，刚刚进入社会的人，没有雄厚资金去“喂”饱贪吏，又难以借力各种关系，显然处于不利的地位。
蔡晓鹏的回答是：希望社会有一个公平的环境。
本报北京12月14日电
(原标题：年轻人是受压最大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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