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分子始终在遇难者“30万”这一数字上大做文章，以此为突破口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然而，这个数字既不是学界学者研究出来的，也不是哪位政治家提出来的，它是二战后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作出的法定判决，是历史的定论，是战后秩序不容挑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华社记者 蒋芳 蔡玉高
篡改教科书，声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谎言”……上世纪80年代至今，日本右翼否定历史、美化侵略的潮流一浪高过一浪，而“南京大屠杀遇难者30万”一直是他们主攻的焦点。
学者梳理石原慎太郎等右翼的典型言论包括：南京当时人口仅有20万，“屠杀30万人”是不可能的；30万的大屠杀，日本媒体怎么可能无一报道；没有集体屠杀，只有镇压俘虏叛乱；“百人斩”是捏造的新闻；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是反日分子，其书信日记不可信……
“石原慎太郎等人无法正面否认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30多万俘虏和平民的史实，于是在南京当时人口数字等方面大做文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按照他们的说辞，如果不能证明30万，南京大屠杀就是虚构的。
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人数，战后中国和国际法庭早有定论，且相互印证。
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国际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有两个专章“攻击南京”和“南京大屠杀”，明确指出“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
为何是“20万人以上”而不是“30万”？参加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唯一一名中国大法官梅汝璈此后撰写回忆文章专门就此作出说明。“我们可以很肯定地估计：在日军占领时期，我南京无辜同胞被杀害的人数必定是在30万至40万之间，即35万人左右……我们的这个估计同远东国际法庭的估计是丝毫没有矛盾或抵触之处的。”
而1946年2月，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则首次、直接和明确地作出30万这一数字这个重要历史判决，出处则是著名的《谷寿夫判决书》。在这份判决书中，明确认定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30余万”的就有三处。
朱成山认为，其中两处还明确指出“30余万”的数字，是由“集体屠杀19万人”和“零散屠杀15万人”构成的。此外，还明确判定屠杀30余万人的时间、地点、加害对象、受害对象、加害手段等，十分详细和准确。
延伸
遇难者名单缺乏，只有10505个名字
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如坐针毡
从事南京大屠杀埋尸记录研究三十年的学者孙宅巍说，他的研究证明，除了还有大量日军自行处理尸体或零散埋尸记录难以计算，仅慈善团体等埋尸记录的不完全统计就有24.6万具之多，大量被日军抛尸长江的还不在此列，可见30万遇难者的数字，绝不是虚构和夸大。这成为日军在这一暴行中杀害我同胞达30万人以上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
然而，不可否认，遇难者名单的缺乏正是与人数认定的争议相伴的。一直以来，这让许多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如坐针毡，在纪念馆内的遇难者名单墙上，名字只有10505个。尽管与1995年时仅有3000个姓名相比，已增加了数次，但与30万相比显得尤为不足。
“对死难者名单的补课，是中西方一切受害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这些囯家史学工作者共同的追求。”孙宅巍说，相比别的国家，我们研究的时间间隔太长。抗战胜利后马上就是内战，内战后又是抗美援朝，紧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民国史一度成为禁区，而南京大屠杀正好是民国史的一段，所以对它的研究就受到了限制。
“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始终认为‘人数问题’从学术层面上是可以讨论的，不是说要去跟日本右翼打什么口水仗，而是要立足自己，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孙宅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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