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设定政治议题要有思想
2014-10-31 09:51:55   中国涪陵网   评论：0

　　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设定政治议题要有思想

　　王汎森（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编者按】

　　2013 年6月21-24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中国思想史高级研修班在上海举办。来自海内外二十余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青年老师和博士生参加了为期四天的研修活动。以下为台湾“中研院”王汎森教授在研修班上的主题讲座，收录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的《何谓现代，谁之中国：现代中国的再阐释》一书，原题为《思想史研究方法经验谈》。

　　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在这里报告。在座有很多位学术界的先进和朋友，谢谢你们前来。我不常出门参加学术研讨会，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因为我对旅行总是不大适应。我想象的听众是学生，所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个人经验，不过即便如此，我也不一定完全能做到。我有个习惯，就是随手写，然后把纸张放到卷宗里，所以今天讲之前整理一下，发现我这些废纸也有这么厚厚一叠，但里面有些只写一行字，有的写两行字。我并没有专门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所以我讲的是比较宽松意义上的方法，基本上是我的一些实践心得。

　　精读文献

　　第一件要讲的就是精读文献，这是老生常谈。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上课时，要学生每一件档案读两个礼拜。汤用彤先生在写《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时候，有过一个说法：每一个字，都不能放弃。这当然有它先天的原因，因为早期佛教史文献不多，所以每一个都不能放弃。熊十力先生在《十力语要》里讲过这个意思：在一个思想文献里，凡一个词出现两次，就要特别注意。为什么？因为古人文书较简，能写万言书就不得了，不像今天论文动辄就要三五万字。所以很多思想史的文献都不长，因此某一词汇出现两次，便应特别注意。

　　在阅读思想文本时，我认为应该非常注意议论跟现实之间有没有相应的关系。有时候有，有时候不一定有。

　　时潮的波动有紧缓之别。有时候，在一百年里，很少有文章跟现实有关。有时候时局异常敏感，一封信就可以起很大作用。譬如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疑虑曾通过刊在报上的书信表现出来，这么一封信也马上引起知识界的注意。有时候正经八百写了几百篇文章，却都不产生作用。譬如我个人觉得有时候唐朝的思想文本很难跟那个时代联系起来，如元结的《浪翁观化》，我在大学时代的时候，认为它跟唐代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可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非常深入把握它们与时代的连结。可是在历史上有时候一两个月、一两年、三五年，思想就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像“五四”的时期，三四个月或一两个月思想的气氛就变掉了。原来不是主旋律的思想，很快就变主旋律了。这些也是我个人认为值得注意的地方。

　　此外，一份思想文献中的时间层次及思想层次也应注意。2011 年，我帮新版《仁学》做了导论。为此我又很仔细地把《仁学》读了一回，发现里面有好多层次，以前都没有好好注意到。这里面有时间的层次，也有意义的层次。康有为的《大同书》，亦复如是，前后成书那么长，里面叠压的时间、意义的层次是很多的。

　　语汇与语境

　　这是老生常谈，就是一定要把文章放在整个时代的脉络来看，要能深入了解其时代词汇、语言、思想的复杂状态。譬如黄宗羲说“工商皆本也”，很多人把它说成是黄宗羲特别重视工商的思想，但早在 20 世纪70 年代叶世昌在“关于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中即已表示，这句话放在黄宗羲的著作脉络中看就不是那一回事。在《明夷待访录》里面，黄宗羲说工商和农都是本，是都“不能轻视”的意思，并没有特别突出重视的意思。只是指它跟种田一样，是百业中的一种。事实上，黄氏的意思是工商和农一样虽然都是“本”，但实际上还是不如农。

　　我在看我学生论文的时候，常常发觉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一些思想语汇在那个时代的全幅环境中的位置与意义不清楚，只就该文本看那位思想家的思想。比如，清代后期阳湖古文的代表恽敬，很多人夸奖他的《三代因革论》，不过《三代因革论》就有好几个层次，它有受理学影响的部分，也有部分是在回应当时考证学对三代的研究的成果。但更多的是，他在跟时代的困境作很密切的对话与回应。这要求熟悉整个时代，才能了解他对话、沟通和反驳的对象。

　　我个人写过一篇文章“明末清初的一种道德严格主义”，里面提到很多人强调“欲当即理也”是在鼓舞物质欲望，但是放回原文脉络，大部分都不是这个意思。像颜元，很多地方强调“欲当即理也”，但他实际上是个非常严格的禁欲主义者。所以如果只突出一两句话，而忽略了它们在全文或全部著作中的脉络，就会出现前述的问题。我们往往太熟悉现在的想法，常把古人打扮得太像现代人，而忽略它们在那个时代中的意义。

　　回到熊十力先生讲的，如果在一篇文章中“欲当即理也”出现超过两次，就表明作者一定是很想仔细地谈这个问题，不然不会如此处理。即使到今天，这个解读法对我们仍然有意义。

　　另外，我们在读一篇思想文献的时候，要重视它那个时代的人或离它不久的人对它的评估，这里常常有超出我们想法的看法。譬如我读《孟子》或其他先秦古籍时，有时会觉得里面有一些推理方式和现代不太一样。但我们会慢慢发现，这些不可解之处常常隐藏了重要的信息。现代人太习惯于自己的推理方式，而忽视古代思想文献内部会有一些对我们而言不尽合理的东西，而这些地方恰恰反映那个时代潜在的、广大的思想习惯，里面往往也隐藏很大的意义。

　　这里还要举一个例子。陈寅恪曾讨论说，为什么范仲淹跟欧阳修对宋代的“濮议”持论非常激烈，一定坚持要皇帝尊自己本生父母，陈寅恪认为这跟五代以来的“养子”传统有关。五代很多藩镇靠养“义子” 来继承藩镇地位，造成很多祸患。义者“外”也，不从己身所出者也。所以“义”有“假”的意思，义子就是假子。陈寅恪认为范仲淹、欧阳修在“濮议”中的言论有一层意思，是对五代以来不好风气的回应。也就是说不仅就“濮议”这件史事来看，也不仅针对宋代的情况，它同时也是就几百年的风气来看。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整个时代思想与现实像是一盘围棋，每一颗棋子都在对应、牵动着其他部分的棋局。

　　还有，“井田”是中国历史上反复提出的思想议论。以前人们每每认为某个时代突然提出井田的理想时，多是针对当时土地兼并的情形而发。但事实上，井田并不是均田，提出井田也有可能还有另一面意义，就是反对均田。雍正时就曾出现要不要井田的讨论，清朝都稳定这么久了，居然还有人提出复井田，当然不可能成功。井田一面反对土地兼并，还有另一面是反对均田。所以它每次被提出，对话对象都很不一样，也就是说它在整个棋局中所对应的、所牵动的部分都不尽相同。

　　年代的集中处和议论的集中处

　　通常思想文献不像其他文献数量很多，它的稀少性使得我个人在综观林林总总的文献后，将注意力放在年代的集中处和议论的集中处。以年代的集中处而言，在这里要举一个例子，譬如钱仲联先生编的《清代文选》，我以前上课常拿来给学生用，其中清代后期有几篇文章，思想方向不同，但年代相对比较集中，我常鼓励学生将这种年代比较集中的文献理解为一个时代中对时代困境的四五种不同的回应，它们有宋学的，有文学的，有子学的，有考证学的。这些文章年代相对集中，有针对性，我个人就直觉要好好注意这四五种思想路数。事实上，清代中期以后，这四五种思想路数确实也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调。

　　空白处可不可以作为证据

　　2012 年年底我花了一些时间把当时新出的《邓之诚先生文史札记》看了一遍。邓先生学问非常好，我注意到他的文史札记中，很多地方对陈寅恪先生表示不满。他非常注意陈先生的一举一动，但对他也很不满意，似乎还有一点嫉妒的意思。陈寅恪许多诗中隐微的政治意涵也被注意到了，他在日记中便几次提到陈寅恪的“谤诗”。从这里看，后来余英时先生分析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我还有个另外的感想。邓先生学问那么大，可是大概颇受他所关心的问题的限制，他对明遗民的兴趣太大，所以明遗民世界中非常小的事情他都要讲，包括宁古塔哪个篱笆下种的蘑菇煮的汤最好喝。他读了六七百种 17 世纪的文集，我认为没有人比他读得更多，可是很多我们现在感兴趣的问题，他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固定在某些范围内，所以其他一些很有学术意义的问题就不在他的关心之中了。

　　另外我要说的是，邓之诚对陈寅恪的批评，除了个人的不满意或细节的指摘外，还有一个重点，我把它解释成是我们做思想史的时候常碰到的问题：就是在空白的地方，把想象发挥到什么程度还算合理，哪些已不合格。

　　我的理解是邓之诚认为陈寅恪在证据空白处想象太多。而我们知道，陈寅恪最精彩的每每就在这些地方。我们认为不成问题的地方，邓之诚先生认为是问题。陈寅恪“论韩愈”，说他从小从其兄在韶州生活，当地禅宗风气非常盛，韩愈“必习传黄梅法传之争，故作原道以争道统”，也就是说陈寅恪认为韩愈从小无形中感受到禅宗争“统”的风气，故他建立儒家“道统”的观点即是受禅宗“传灯录”的影响。在我看来，陈先生的推论非常合情合理，但邓之诚先生认为是“想入非非”。（注：邓之诚还批评陈寅恪所说的唐玄宗因姓李故升老子李耳为“上圣”。邓说《汉书•古今人表》里已经把老子尊为“上圣”了。参见邓之诚著、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804页。）

　　他的批评使我想到，我们处理思想史，把想象力发挥到什么程度才不是胡思乱想，想象到什么程度，仍是有创造性的想象。我的初步想法是这样的，我们要注意哪里是有建设性的想象，哪里没有；直觉有时候是没有建设性的。思想史很多时候像是一座又一座的山峰，看起来并不相连，但是它们的底座是连在一起的；山峰不连在一起，并不表示山谷不连在一起，我们应确定山谷是连在一起的，还是到某一处它们已经属于不同的山脉，这是我们在处理思想史的时候最费思量的地方。我要是陈寅恪先生，对邓先生的回应是：因为它们同在一个山脉里面，所以这个空白处是有意义的空白，这个连接是行得通的。

　　铜山崩而洛钟应

　　根据我的实践，思想史中很多的关系，用我们今天线性的观念是很难处理的，它有时候像铜山崩而洛钟应。洛钟和铜山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它们之间会产生呼应。我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大学时代读牟宗三先生的《才性与玄理》，当然牟先生的书一贯晦涩难读，但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牟先生是哲学家，不是思想史家，不过他长期处理中古哲学史的问题，他的《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等都是。他看出印度佛学进来牵动中国玄学的变化，但它们不一定是直接产生关联，而是铜山崩而洛钟应式的关系，佛理进来，引起玄学震荡，它“应”的方式不一定是一对一，但有“应”的关系。我们研究思想时，大多只想在形迹上寻索，但实际上它也可能是铜山崩而洛钟应式的关联。

　　还有是“杂糅附会”。我们生活的时代太“实”了，而忽略古人很多情况下是有实有虚、杂糅附会，往往虚的影响更大，这些东西总是包在一起，叠加在一起。我们思想习惯太实，往往对杂糅附会、铜山崩而洛钟应这些不是很实的部分，失去兴趣和警觉力。

　　一个时代的思想像一盘围棋，有很多棋子。一时看来似乎没有关系，事实上都是互相对应着的，而且不一定是一个子对一个子，而是多重复杂的关系。思想的动态可能使两个离得很远的棋子之间，产生一种关系。要怎么掌握，我的经验是要熟读一个时代的几十种文集或相关的书，掌握那个时代的氛围，大概知道哪些棋子摆在哪里，它们之间大概有什么或虚或实的关系，才能比较深入地了解。一般思想史著作比较精彩的部分，往往也是以一个棋盘在考虑问题。

　　治中古史者可能通读全部史料，明清史就几乎不可能。史语所的老前辈严耕望先生，我进所的时候他还在所里，他对中古史只有四个字，即“竭泽而渔”，全部要读一遍，这在明清是不可能的，近代史更不可能。我进所时，每天都看他在弄一些纸片，抗战时期的旧白报纸抄写的纸片，每天都在排。非常好奇，问他任何问题，总是答得非常少。

　　我进所的时候，正好这些先生都在所里。“中研院”到台湾的时候只有史语所和数学所图书馆跟去，其他都留在大陆，而且史语所只有一半的人去，因为一个特殊的因由，很多去的人是终生不用退休的，所以石璋如先生在我进所之后还没有退休，他过世的时候一百零五岁，到那一天也还没有退休。即使到了一百岁，成了全世界最老的公务员，他的学术野心还是大得不得了，每天都在想下一个研究主题。有一个时期他在研究商朝的建筑，每天早上跟太太散步，看到工地，就要去旁边看看，看看能不能帮他了解商朝建筑。石先生病逝时我是史语所所长，当时他的心脏已经停了，眼睛却还没有全闭起来，他的助手马上跑过去附在他耳边说：石先生，你那几本还没完成的书，所长已经叫某某、某某人接手了，这时他眼睛闭了起来。我不在场，那是听人讲的。我觉得石先生这个结局非常有意义，展示了一个学者强韧不懈的学术追求。那时候要做民族调查，傅斯年先生都会说多照相，但不要乱照相，底片非常贵。石璋如先生很有意思，史语所到四川的时候，他拍了很多当地人的农具，一九三几年在四川乡下那些农民的农具，有很多是非常古的，现在大多消失了；还照了那边的乞丐，他儿子花了几年时间整理出来，叫《龙头一年》。有一次，我们带了一本到龙头，当地人看了非常惊奇：你们居然有张乞丐的照片，他已经死了好多年。他是当地有名的一个乞丐，他的穿着、打扮都被记录下来了，这些都很有意思。又如他不只写商代的考古报告，他还写在安阳殷墟发掘的一百个工人的传。可惜这本书到现在还没有整理出版。很多人认为石先生不是最聪明的人，我最近看《夏鼐日记》，他提到石先生时也有这个暗示。但我必须说他是最有成就的人之一。

　　这让我想起史语所另一位考古学家高去寻先生，高先生非常聪明，但也有人认为他懒惰，可是他有件事我非常佩服。他编《侯家庄》的那八册巨书时，全部写梁思永遗著，高去寻“辑补”。梁思永先生从事发掘时实时写下来的每每只有薄薄一叠记录，史语所的仓库里还有。梁先生老早就去世了，高先生最后怎么处理，梁先生也不知道，但他最后花了几十年做成八部书，封面上署的还是高去寻辑补。

　　回到严耕望先生，他每天反复编排纸片。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限制。严耕望先生做《唐代交通图考》的时候，有两个限制，第一个是当时两岸不通，他没办法亲自看实景，只能依史料一张一张连缀起来，而没有机会跟现实核对。那时，他如果能来走一趟，跟古书相验证，恐怕更好。第二个限制是没有文化史的关怀，交通跟文化、物质的关系最为密切，当然，这不是他要处理的，但总觉有些可惜。这是部巨著，花了几十年功夫，无数张卡片，细腻比缀而成。

　　竞争与趋同

　　我们大多都读过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典范”（paradigm，通译为“范式”）确实是个非常有价值的概念，不过我从思想史研究中也发现另一个模式。思想世界林林总总的现象不总是一个简单的、在 “典范”下面解决问题的情形，有许多时候是在一个松散的价值层级下调动各种思想资源。这个价值层级有它的最高层、最优位的思想，也有属于下位、边缘的思想，它微妙地在调动、驱策思想资源的升降与聚散。随着时代的变动，这个价值层级会变。在一个个价值层级下，存在很多发挥、竞争。价值层级随时代而变，譬如“五四”以来科学和民主居于主流，人们觉得这个思想好，那么以科学与民主为最高层级的思想框架便到处调动思想界的变化，各种资源向它趋近或轶离，连带的很多旧的东西也跟着变。如果全部用库恩的“典范”来说，我的感觉是说起来比较实，但所有的东西都被一个东西框住，每个人都在解决其中特定的问题。这种现象确实很多，特别是清代考证学盛的时候。像《周官禄田考》，就是在周官的题目典范下解决问题。宋代欧阳修说《周礼》里面官多田少，就是把全国税收发给官员也是不够的，可是清代沈彤的《周官禄田考》就把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考究，并令人比较信服地解决了周官俸禄来源的问题，这就是在典范下解决其中个别问题的例子。

　　可是，思想界的事有很多时候不能用“典范”来解释，而要用一个松散的架构和思想的层级来把握，这个架构与层级使得某些是上位的，某些是下位的。譬如“五四”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科学的或胡适所代表的东西是上位的，而保守派思想家的东西可能就是比较下位的。我觉得每个人生命都有自己的方案，没有一个人要过别人的生活，即使在一个极权时代，也还是维持一个尽可能属于我的生活方式。我这个生活方案可能把这个极权的要求包括进去，但里面还是我自己的生活。每个人自己都有一个方案，他一定是用自己的办法，在当时的价值框架下为自己找到一个优势的位置：我要比你伟大，我要比你想得更好。然后，在这里面形成自己的思想。所以并不只是简单地模仿和服从，而是在价值的层级下，人们像鱼一样向层级的优位处游，从而形成一个时代的思潮。

　　竞争会使得人们处心积虑地想要突出自己，这当然会带来一些差异化的发展，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人们都认为自己要往当时人们认为好的部分去突出自己，所以到后来整体地看，往往是使得思想界变得更加一致。我举一个台湾的例子，在《苹果日报》进驻台湾以后，台湾的所有报纸都面临极大的威胁。就像出现一个大思想家，所有人都觉得不得了。所有的报纸都说：我要和《苹果日报》竞争，《苹果日报》有很多食色性方面的图片。没想到过了一两年，所有的报纸都跟苹果几乎一样。实际上，所有报纸都是要和它竞争，要把《苹果日报》打垮，可是竞争的结果是大家都变成一样。思想史上也常常出现竞争使得大家越来越像而形成一个大思潮的现象。高去寻先生还活着的时候，我曾经请教他傅斯年先生对钱穆的看法，各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好。高去寻只跟我描述一句话，说傅斯年跟他讲：钱穆反考据，最后怎么还都跟我们一样做考据。照我的解释，就是竞争使得他们越来越同。钱穆当然不以考据为最终目的，他还有更上的义理要讲，可是在那个崇尚考据的时代，他为了要与考证派竞争，最后看起来竟让人觉得他与他的反对者极为相似。梁启超也是一个例子，胡适日记有几段批评梁启超，写到梁启超原来是反对考据学的，怎么后来竟跟我们一样做起考据学了？这是因为在当时流行的价值层级下，考据是主流、是优位。他们都竞争墨子考据，虽然结论不一样，但考据墨子已蔚然成风了。

　　竞争在思潮的形成中很重要，模仿当然也很重要。明朝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模仿到最后，居然有时跟汉朝的文章就只差一两个字而已。最好的文章汉朝人已经写了，现在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换一两个字。由此可见模仿的力量了。

　　来回往复

　　我们在处理历史和思想问题的时候，对于因果关系的问题，往往只注意某方对某方的影响，而忽略了“来回往复”的现象。事实上，这些因果关系常常像风吹来吹去，并不完全是单向的东西。譬如，英国的盖尔纳（Ernest Gellner）写了《民族与民族主义》，他认为国家在民族之前，有国家之后才有民族。在此之前人们则大多说先有民族再形成国家。在我看来，“民族”与“国家”，或“国家”与“民族”之间是“来回往复”的关系。事实上，它们是不间断地交互影响，像漩涡一样，一直在转，一直在交互影响。

　　“五四运动”百年时，有人让我写一篇关于“五四”跟台湾民主发展的文章。我觉得它们的关系是如漩涡般不断地在来回往复，“五四”的东西影响台湾的民主发展，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又回去影响对“五四” 的发掘和诠释，使得风潮越推越高。台湾早期对“五四”有一点了解，

　　但不是很深。可是从胡适、傅斯年、殷海光这些人开始，人们更了解 “五四”，人们把图书馆里原先没人看的杂志翻出来，这个思想氛围点燃了台湾的早期民主火炬，接着民主运动又回头深化对“五四”的了解，两者之间就像苏东坡说的是“不能以一瞬”的往复来回的关系。

　　我们常注重前面的事情影响后面的发展，总忽略了后面事情影响前面的事情，这种情况多得不可胜数。“中研院”有一个所，后来的人给前面的老同事造成极大的压力。为什么？因为后来人把学术标准垫高了，弄得前面的人几乎不能生存。先是前面的人影响后面的人，后是后面的人影响前面的人，后面的人坚持要在 SSCI、国际刊物上发表。所以影响不一定是 A 到 B，有时 B 又回去影响 A……

　　谈到“影响”，我曾经很仔细想过“影响”这件事，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思想史里谈很多影响，但是大多从施行者角度在谈，我们一直都只注意到影响是被动的这一面，而忽略了每一次被影响都是一次再创造。我接受你的影响是我的一个创新，或是自我的扩充。影响我的人不知多少，在他们的视野里并没有我的存在，而我的被影响事实上对我而言是一个又一个的创新。同样的，思想的每一次扩散，每每都是一次又一次地再诠释或创新─接受者的再诠释或创新。

　　不变与变

　　前面提到思想界有时候很平，如唐代很多聪明的人都是去做高僧，

　　做文人，儒家的思想就相当平，较难看到跌宕起伏。可是到了晚明清初或晚清民国，跌宕起伏就非常厉害。根据我的经验，每经一次大变动，不仅变的那部分变了，表面上看起来没有变的那部分也可能变了。不仅变的部分值得研究，没有变的部分也值得研究。这方面可能性很多。譬如它既然能安然留下来，恐怕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有的留下来，有的就没留下来，此其一；它的内在可能悄悄变化了，此其二。就像一个瓶子，可能拿起来放下，开水已经变汽水；或者它仍然是开水，但是当开水仍然是开水时，却能在新环境中安然留下来，有可能是它在整个棋盘上有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故不用变即可以留下来，或者它在时代变化的过程中，为自己的存在样态找到一个新的说理方式等，不一而足。这里只是举两种情形，事实上情形是很多元、很复杂的，值得深入探讨。像我们觉得熊十力够保守，但是他说上海很多人认为他是维新派、趋新派；我们觉得王国维够保守，可王国维的几个朋友，像孙德谦就觉得他太求新了。

　　动荡前已存之事

　　经过我观察发现，其实很多激烈动荡之后有的东西，之前已经有了，只是没人注意。经过一番大的动荡，人们才回去看前面的东西。我举一个例子，在我读高中的时候，余英时先生的名字突然出现在台湾的媒体上，他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在台湾报纸连载了很久。当时，大家非常震动。后来人们才发现图书馆老早就有很多他的著作，以前没什么人注意，这时大家开始回去看他其他的著作，包括我在内都是这样。有一年台大研究生图书馆作了一个比较负面教育性的展示，就是期刊里有很多文章被人用刀子整篇割去了，因为那时影印不便宜。一查，都是余英时的文章。不知道是谁，经过那一次震荡之后，回去搜罗余先生的文章，太喜欢了，所以一刀割之。余先生早期在香港出的很多书，也在台湾纷纷被重印出来。有一次吃饭，人家问余先生，早期有一本《近代文明的新趋势》，这位“艾群”是不是您？余先生想了一下：大概是吧。事实上，“艾群”那本《近代文明的新趋势》老早就随“仙人掌丛书”进入台湾各书店了。可是，没有经过那次动荡，这些东西不会被震出来，不会被认真注意。这里有很多复杂的曲折，不是平铺直叙的发展。我们受近代线性历史观影响太大，把事情都看作线性平滑的发展。

　　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很细心地观察时代风气、细心体味一些不为人们注意的世相。譬如台湾流行过一波脚底按摩，是一位瑞士籍吴神父发明的。我小时候从没见过脚底按摩，现在台湾遍地脚底按摩。那时候台湾突然出版了很多中国古代医书，尤其是里面有关脚底按摩的东西，而吴神父也承认自己其实是从中国的医书中发展出来的。但是要经过这一次震荡，那些书才从图书馆的角落被震出来。

　　思想的物质条件

　　图书馆书很多，看的人很少。有一年，我读的大学的图书馆要把过去一百年没有借过两次以上的书，送到分馆，结果送掉很多书。图书馆那么多书，并不表示每本书都有人看，所以它们所发生的现实影响也就不一致。很多书在图书馆躺了几百年没人看。

　　我们常常用现代的图书馆多如山积的书的景象去投射古人，往往忽略了古人得书很难。各位仔细读清初的李塨，他千里迢迢南下到浙江，到毛西河那里问学。除了跟他请教学问，同时也是为了要读他的藏书。古代的线装书往往只印了几十部，有的最多印到两三百部。我们现在有大图书馆，我们太容易从我们的后见之明回去想象前人，会奇怪某某怎么没有读到这个人的书呢？某某怎么不知道这个呢？所以我们对思想和学术的时代土壤应该要有一定的了解和判断，在近代新式印刷之前，思想跟学术凭借的物质条件的稀少性是很值得注意的，不然对很多事情会有错误判断。

　　选本等文本

　　最后我想再提一点。我认为在思想形成过程中，日用书、选本、节本、重编书、格言集、入门书等影响最大，像《荒漠甘泉》那种把你每一天都排好，这一天的心理状态哪个部分需要改善，这类书最受欢迎。尤其是在大思潮形成的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往往是这些书，也往往为我个人所忽略。对一般人影响最大的书，是有入手处，有阶段，有明显继承和拒绝的。在思想转变的时期，重新写一部或一套书来指引时代方向谈何容易。我上次在思想史研讨班报告的关于“主义”的问题，那篇文章下半年才会出版出来，转眼已经过了五年，动笔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我那还只是一篇学术论文，就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到现在还没出版，何况在历史上重要思潮转变的时刻。孙中山哪有时间好整以暇地写《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演讲记录，而且连演讲都没有讲完。所以戴季陶曾委婉地说，中山先生著作单薄了些，意思是没能像马克思那样，在英国好好写他的《资本论》。

　　历史上很多时候思想家都是通过选本之类的文字来表达他的思想态度，如《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辞类纂》等即是显例。我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呢？我一直关注嘉道咸这段思想的问题，我觉得当时对人们思想产生影响的都是这类书。我也读了杨国强老师《晚清的士人与世相》，那一本也是讨论这个阶段的。不知各位有没有详细读过《菜根谭》，这是一本从清初到今天都影响非常广的书。我个人认为这部书反映江右王学思想潜在的熏陶，但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更不会知道那是偏于江右王学一路的东西。《菜根谭》表面上是要你咬菜根，实际上涵有很多江右王学的思想。江右邹守益等人的文集绝对没人要读，但是人们通过这一类杂书，得到一些粗浅的理学思想。这类生活化的杂书晚明特别多，很多都有理学的成分在里面。我称这一类书为杂书，尤其是思想变动时代的杂书，影响很大。可惜《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选得太严，还有很多真正有影响的书没选进去。这是我们治思想史往往容易忽略的。

　　最后，我要再讲一点。我们对思想史大脉络太熟悉，而忽略了思想史中间观念的变化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我几个礼拜前在台湾成功大学讲“五四时期”的思潮和流派，才想起来。“五四”之后，人们都认为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是携手同来的。可是，我们看看周作人的回忆录，《知堂回想录》里写，一开始没有思想革命，只讲文学革命。周作人用仲密的笔名写了一篇，说谈文学革命应该谈思想革命，否则用新文学写旧思想有什么意思呢，这时候大家才把这两个东西联系起来。当然，这中间时间很短。我举这个例子是想强调，大家当时想的都是白话文和文学革命，并没必然一定要想到文学与思想革命一定是手牵手而来，新文学尽可写保守的思想，旧文学也可写非常激烈的思想。新文化运动前的《国民杂志》用文言文，写了很多带有平民主义色彩的文章，相当激进。我们今天看两个合在一起，以为“历史”一定是这样。实际上，不是。我上课常提醒学生，有时候思想上转一个弯，要花一百年，我们常常太视为理所当然。如果能把这些层次区辨出来，也很有价值。

　　结语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怀疑思想史的价值，但我个人在这里面获得很大的乐趣，我觉得思想史的天地很大。思想是有很大影响力的，我看到台湾这些年来在政治上的转变，越来越觉得思想议题的设定非常关键。在台湾政治界，除了几个特殊议题之外，执政党和反对党的主张其实都非常接近。我觉得要获得决定性胜利，如何设定政治议题很重要。而设定议题要有思想、要有看法。

　　思想常常仅只是人们脑袋中的想法，我这里要举方苞的一个例子。方苞想禁酒，跟美国以前禁酒一样的想法，但要落实，连皇帝都反对，吃饭没两杯酒，还有什么意思，孙嘉淦的集子中便有文章反对方苞的禁酒，这件事也就不成功了，所以他的禁酒思想没有起什么现实作用。但我也亲眼看过一种思想最后成为现实风潮的例子，就是台湾民众环保意识的形成。台湾原来没有环保思想，环保思想的文章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报纸副刊，刚开始都没有人要看，主编差点要被换掉。可是几年之后，我们看到在地方民意代表选举中，一些粗知文墨的候选人也在他们的政见中大谈环保议题，我就知道环保思想已经对他们产生影响了，即使他们口是心非或一无所知，可是靠这个他能当选，他也多少要执行，不管他喜不喜欢，环保思想逐渐地落实下去了，现在在台湾乱丢垃圾不行，垃圾不分类也不行，环保思想已深入而广泛地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了。

　　我愿意提出这些，作为各位的参考。

　　（本文整理者为邓军，整理后经作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