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丹本来只在表演中“死”去。双手反绑、蒙着面的猴子跪在地上，耍猴人依《猴法》判它“死刑”。玩具枪射击后，猴子应声倒地。表演在围观者的哄笑声中结束，“溜子”们开始绕场收钱。
最后一出戏
鲍凤山把出门的日子定在了6月23日，按老黄历上的说法，农历五月二十六，宜祭祀出行。
他和弟弟鲍庆山分别在自家的正堂里烧了香，带着3只猴子—12岁的“阿丹”和它的一对子女，磕头拜了财神，出了门。
在南阳汽车站，兄弟俩碰见田军安、苏国印和他们的3只猴子，也准备到东北去。四人结伴而行。
装在铁笼子里的猴子，和塞满衣服、道具的化肥编织袋、拉杆箱，都挤在大巴车底下的行李库内。
鲍凤山2012年之后才开始乘坐大巴车外出。耍猴人以前为了省钱，更愿意扒火车。有人因此被撞残，有人甚至丧了命。
猴子们早已习惯了这样惊险的旅程。每次阿丹一看到火车，就自己先爬了上去。它随主人闯过全国二十多个省份。那时连锅碗瓢勺、被子等也会捎上。
整整两天后，到达两千多公里外的哈尔滨。一个国际会展正举行，听说查得严，滞留几天后，四个人踏上了去牡丹江市的汽车。
到牡丹江已经是7月9日。四人住进了市文化广场附近城中村的旅店，房费每天15元。鲍氏兄弟和3只猴子挤在一个十多平米的房间。
在扒火车的年代，耍猴人往往寄居在火车站附近的涵洞下。几块砖头垒起锅灶，几根木柴便可以烧火做饭。
当天下午，鲍氏兄弟在牡丹江市文化广场铺开了场子。52岁的哥哥鲍凤山是“掌班”和“把式”，负责耍猴、开地。47岁的弟弟鲍庆山负责看管行李和收钱，行话分别叫“看挑儿”和“溜子”。阿丹和一双儿女表演。它们才是当仁不让的主角。
12岁的阿丹尤其引人注目。“敬礼、向右转……”听到主人发出信号，它马上就能领会：翻跟头、倒立、握手。观众欢呼声越大，它越来劲儿。
不过，戏开锣没多久，“大盖帽”来了：“不能在这里耍猴”。在耍猴人眼里，不管是城管还是警察，反正穿制服的执法人员都叫“大盖帽”。
鲍凤山不得不收场。过去的经验是，等“大盖帽”走了，再杀回来。
7月10日中午，鲍氏兄弟又来到广场上。这天阿丹的表演似乎更受欢迎。不到两个小时，鲍庆山收到了八十多元钱。
不料，“大盖帽”又来了，来了两个。警察怀疑猴子有病。鲍凤山摸不出动物检疫证，只能理论：“我的猴子没病。”
耍猴人和猴子一起被装上了车，拉往牡丹江市人民公园。鲍凤山察觉情况不妙，下意识地拉了一下拴在阿丹脖子上的猴纼。猴子龇牙咧嘴，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
厄运降临。
“自然死亡”
在牡丹江市森林公安局，鲍凤山“戴着手铐脚镣”，被审讯了4个小时。之后，其他的耍猴人也被抓来拘留。
他们后来才知道被抓的理由是：“涉嫌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他们携带的6只猴子均为灵长目猴科猕猴，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耍猴还要办运输证。“三十年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鲍凤山说。
他的口袋里只有一张《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2004年5月21日河南省林业厅颁发的。鲍凤山用了10年，遇到“大盖帽”时，他总拿出这张奖状般大小已有多道皱痕的证书当护身符。
如果严格按照规定，“合法”耍猴还得走这样的程序：文化广场管理方邀请鲍凤山表演，并向黑龙江省林业厅申请，黑龙江省林业厅批准后向河南省林业厅发函；鲍凤山拿到邀请函和相关资料后，再到所在地县、市林业部门逐级审核，最后由河南省林业厅审批发放野生保护动物运输证。
“除了严格的审批程序外，野生保护动物运输证对运输路线和时间还有诸多限制。”新野县林业局一名官员说。
耍猴人难以理解这么复杂的手续，理解了也做不到。流浪是这项民间艺术自古以来的常态，走到哪，演到哪。“像要饭的一样”，驱赶、辱骂甚至被打，都是常事。最大的威胁，还是“大盖帽”。鲍庆山的邻居杨林贵前些年在成都火车北站被没收了7只猴子，两年的辛劳付之东流。
鲍凤山最挂念的还是阿丹。没想到，一关就是近两个月。2014年9月23日，法院认定他们构成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考虑情节较轻，决定不予刑事处罚。
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猴子。6只猴子在主人“失联”后，被拴在了牡丹江市人民公园里。12年来，这是阿丹第一次和主人分开。
在去公园的路上，鲍凤山越走越慌。在看守所里，他就听人讲，“人民公园有一只大猴子太凶被打死了”。他只剩一丝残念：希望不是阿丹。
然而，他还是认出了那具冻僵的尸体。猴子被打死后，冻在了公园的冰柜里。鲍凤山抱着阿丹哭了一场，“公园的人说是自然死亡，与他们无关”。
猴王阿丹死后，鲍家兄弟失去了演猴戏的主角，剩下2只小猴。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传承阿丹没能魂归故里。9月25日，鲍凤山牵着两只小猴，将它们的父亲埋在了牡丹江山边的荒地里。
这样的“忠臣”死后，本该葬在村里猴王庙的后边。但公路运输不允许。
鲍湾村位于河南省新野县县城北部的樊集镇，几乎家家能耍猴，是远近闻名的耍猴村，但不是猴戏的发源地。流传的说法是，这里的猴戏源自“东乡”—当地人对白河东岸里沙堰、施庵两镇的称呼。
一位70岁的老耍猴人说，起初“东乡”的耍猴技艺概不传外，“连猴子都不让牵”。鲍湾村人是通过跟东乡的亲戚混饭吃，在帮忙“看挑”时暗中学会的。而耍猴技艺在发源地逐渐失传，却在鲍湾村扎根并一代代传了下来。
鲍氏兄弟年轻时就跟父亲带着猴子走南闯北。分家时，父亲给兄弟三人的财产中，一人有一只小猴子。
鲍凤山对分到的那只小公猴宠爱有加，曾一度闭门在家专职驯猴，还为它取了个时尚女孩才有的名字“阿丹”。四年后，从见人就露出凶残牙齿的“生猴”到艺猴，“阿丹”成了角儿。
对于农户而言，一只艺猴的重要作用丝毫不亚于一个成年劳动力，价格可与南阳黄牛比高低。阿丹最拿手的是骑自行车和接飞刀。这是它4岁时，鲍凤山步行到7公里外的村子，花了两千多元学费请来老“挑子”教的。“骑自行车教了二十多天。”
“这个猴子从小就聪明、通人性，我走到哪它就跟到哪。”鲍凤山回忆说。到左邻右舍串门，阿丹像孩子一样抱在怀里。邻居会专门拿出花生或者糖喂它吃。
不管外界怎么看，在村民心目中，耍猴曾经是体面的工作。它让这个村庄比
周边先过上好日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外地的姑娘要嫁到鲍湾村，都会先问一下男方家里是不是耍猴的。
这次去东北，是鲍氏兄弟今年第二次出门耍猴。如候鸟一般，耍猴人每年通常出门三次：春节后出门，麦收时回家；收完麦子出门，秋收时回家；种上麦子出门，春节时回家。
对于这些农民而言，耍猴一度比种庄稼更重要。鲍湾村的耕地多是沙质土壤。鲍凤山所在的8组，每口人只分到9分地。最艰难的时候，他同时供养着上大学的女儿和读高中的儿子，“一天挣不到钱，一家人就没法生活”。
阿丹撑起了这个家的希望。如今，鲍凤山的儿子和女儿都有了稳定的工作，孙子也四五岁了。但父辈们过往不传外的耍猴手艺，基本已经终止。
鲍凤山原本打算不再跑江湖了。这几年耍猴下来，虽然平均一天可以挣到一百多块，但已不及城里瓦工或保安的收入。最关键的是：耍猴成了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职业。
耍猴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有人估计，鲍湾村的耍猴人剩下四十多个，而几年前的数据还是五百多人—相当于全村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2009年6月，“新野猴艺”项目被列入了“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政府的努力似乎也难以挽回它衰落乃至灭绝的命运。
而现在的猴戏，已不是真正的猴戏。
“审判”
阿丹表演的节目，在过去连杂耍都算不上。传统猴戏的情景，只留存在老人们的记忆里。
祖辈们耍的猴戏，叫“啃脸子”：根据耍猴人的唱词，猴子会打开戏箱，戴上不同的面具，再把面具放回戏箱子内。
“猴戏出在沙堰镇，三国遗迹天下闻，关公鏖战鹊尾坡，徐庶走马荐诸葛。”当耍猴人唱出这段关公的唱词时，猴子就会自己拿出关公脸的面具戴上。有的猴子还会骑在狗或是山羊的身上表演。
在扒火车之前，鲍凤山的父辈—改革开放后鲍湾村的第一代耍猴人，仍沿袭着古老的习惯。他们挑着箱子，牵着猴子和狗，从老家出发，走到哪就耍到哪。“挑子”的称呼也源于此。
常年行走江湖，形成了耍猴人的禁忌。即使是挑担子，也“有着很深的讲究”。两个箱子，盛放道具的为头箱，放衣服杂物的为角箱。头箱只能在前，换肩膀也必须保持。老耍猴人严肃地说，休息的时候，他们宁愿坐地上，也不能坐到头箱上，“这不仅不吉利，也是对猴王的不敬”。
耍猴人口中的猴王便是“孙悟空”，他被供奉在鲍湾村东头的猴王庙里。耍猴人出门耍猴前，都要带着猴子来猴王庙敬上三炷香，磕头膜拜，以此祈求外出平安顺利。正月初一、十五，村里还会举行祭祀。
在颠沛流离中，耍猴人与猴子同住同食，相依为命。有时候耍猴人要把第一碗饭端给猴子，“它是挣钱的功臣”。
鲍凤山记着，只有在文革中猴子才被人打死过。鲍湾村的多名老耍猴人说，当时不允许外出卖艺，猴子被认为是浪费粮食，当做敌人杀掉了一批。
老耍猴人张志忠在接受一名田野调查学者的访问时说，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要用榔头砸死一只猴子，第一次没砸死，猴子还站起来给人敬了一个礼，第二次才被砸死。
失去了阿丹，鲍凤山的猴戏没法再唱下去。以前，阿丹只是按照他的安排在表演中“死”去。
耍猴最后的一个节目是“枪毙猴子”。猴子被耍猴人打了之后，捡起地上的玩具刀试图报复，被耍猴人活捉。双手反绑、蒙着面的猴子跪在地上等待耍猴人的审判。一顿数落后，耍猴人会宣布猴子违反了《猴法》而执行枪决。
耍猴人拿着玩具枪对猴子射击后，猴子应声倒地而“死”。表演在围观者的哄笑声中结束，“溜子”们开始绕场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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