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娱不分家。作为文学界的盛事，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同时照进了影视圈。
刚刚出炉的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原来也算半个电影人。他与导演路易·马勒合作编剧的《拉孔布·吕西安》(1975)，曾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拉乌·鲁兹执导的《犯罪家谱》中，他曾客串演出，过了一回戏瘾。2000年，他还担任了第53届戛纳电影节评委……
莫言身上的“诺贝尔效应”也持续发酵。
本月底，电视剧版《红高粱》即将在浙江、山东、北京、东方四大卫视播出。有诺贝尔文学奖加持，张艺谋的电影版珠玉在前，再加上莫言之女管笑笑亲自操刀剧本，影后周迅加盟，该剧无疑是今年最受期待的剧集之一。
类似的跨界联姻案例还有很多。马尔克斯、海明威、川端康成等其他文学巨匠的作品，都曾被野心勃勃的电影工作者搬上大银幕，但至于改编成功与否，则有待考量。
好作家不一定是好编剧？
莫言、福克纳也曾迷茫
一流的作家，能否成为一流的编剧？
作为最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与电影圈的渊源颇深。多才多艺的他，写过剧本(《拉孔布·吕西安》、《一路顺风》)，当过演员，还曾以评委的身份出席戛纳电影节(当时的评审团主席是法国大导演吕克·贝松，那一届，梁朝伟凭借《花样年华》摘得影帝)，被网友戏称为“不想当演员的评委不是好作家”。
但这只是个例，在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鲜少有人能够做到电影、文学事业双丰收。
对于大文豪威廉·福克纳来说，编剧只不过是维持生计的一种方式。从1932年起，穷困潦倒的他多次为好莱坞打工，“事实是我被吓着了，他们把我带进放映室看电影，不停给我吃定心丸，说编剧这活儿很容易。我反而彻底慌了，生怕自己永远干不了这个。所以满脑子都想着要跑路。”
经过最初的不自信、不适应后，他开始了在片场的创作。《命限今朝》、《奴隶船》、《巨手一挥》、《分裂舰队》、《舞厅》、《江湖侠侣》(根据海明威小说改编)、《夜长梦多》(根据钱德勒小说改编)……由他编写或修改的电影剧本不下20部。1945年，他结束看似失败的编剧生涯，回归小说家本业，并于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上世纪90年代，莫言也曾经涉足影视圈。他按照张艺谋的喜好，打造了一部“有很多宏伟壮观的大场面的农村题材作品”《白棉花》，却未被对方采用，后改由当时的台湾新晋导演李幼乔执导，“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训，写小说就是写小说，不要把电影装进脑袋里，不要讨好导演，不要一味迎合影视剧。而是让编导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吸收一些有用的东西。”
此外，他还与香港著名导演严浩共同编剧，将自己的作品《姑奶奶披红绸》改编成电影《太阳有耳》，但终因意见分歧而退出。
一度，为了赚钱，他甚至写过不少电视剧剧本，《梦断情楼》、《红树林》、《良心作证》、《哥哥们的青春往事》……据说，合作过程都不愉快，“每写一部电视剧，人格上就好像受了极大的侮辱。每次你都会被低劣的电视剧导演横挑鼻子竖挑眼。”
对此，有人评论，幸亏莫言写剧本没有大获成功，毕竟，能写电视剧的作家远多于能写传世文学的作家。
好作品不一定拍出好电影？
多部名著沦为大众爱情片
一流的小说，能否拍出一流的影视剧？
“电影确实是了不得，张艺谋是个高明的导演，把精华都提出来了。”由自己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中，除了一部《红高粱》之外，莫言几乎再没给过好评；
马尔克斯的著作《霍乱时期的爱情》、《爱与群魔》，都被导演诠释成了文艺腔十足的爱情片，电影注重形式上的美感，远远多过对于故事精神内核的挖掘。难怪马尔克斯断然拒绝将《百年孤独》搬上大银幕，否则，这部被誉为“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极有可能被简化成布恩迪亚家族几代人的近亲通婚史；
从《战地钟声》到《太阳照常升起》，再到《乞力马扎罗的雪》，海明威的小说被拍成电影后，也流于俗套，错综复杂的多角恋，配上好莱坞金童玉女的美颜，深刻不足，香艳有余……
反观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都不约而同地抓住了原著的魂，而不是徒有其表、疲于叙事。
肖洛霍夫花14年写就、四部成册的史诗巨著《静静的顿河》，曾被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拍摄电影版时，导演不惜耗费六个小时的片长，一板一眼地描画书中人物的情感，颠沛、浪漫、残酷、悲怆，种种情绪都还原地淋漓尽致，一时成为影坛的传奇；根据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失明症漫记》改编的电影《盲流感》，遵从原著的基调，为观众展示出眼盲症袭卷地球后，荒诞乖张的末世景象；电影版《蝇王》，保留了原著对于人性的极端描述，把片子拍得触目惊心……
可见，在刺探人性方面，诺贝尔文学巨匠们个个都是一把好手，想要把他们的作品改编成一流的电影，皆大欢喜的大众式拍法显然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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