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斯诺登，登斯诺，诺斯登——深扒这个“泄密”人
斯诺登，登斯诺，诺斯登，虽然名字总被读错，但这个人已经闻名遐迩。近日，由劳拉·珀特阿斯执导的“斯诺登事件”纪录片《第四公民》在纽约电影节首映，这是第一个将斯诺登事件搬上银幕的影像作品，首映结束旋即引起巨大反响和各方高度关注，电影将于10月24日在全美发行。据目前获得的消息，本片有望提名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纪录片《第四公民》海报导演劳拉·珀特阿斯曾是“棱镜门”的核心人物，她和《卫报》记者格仑·格林沃德协助斯诺登成功地将美国NSA的监控丑闻公之于众。据了解，影片名字“第四公民”正是斯诺登早前跟劳拉·珀特阿斯邮件联系时使用的代号。去年6月份的时候，珀特阿斯用随身携带的摄像机记录了当时采访斯诺登的场景，影片《第四公民》将高度还原“棱镜门”事件始末。珀特阿斯说：“我们拍摄这部影片时尽量保持私密。我们想通过这部电影讲述一个人冒着风险、作出个人牺牲挺身而出的故事。”先一起看看该片公布的首款预告。
其实在这部纪录片问世之前，一部名为《斯诺登档案：世界最大泄密事件内幕揭秘》的图书已经在全球多国热销，这是清晰完整地呈现“斯诺登事件”的第一部著作。从2013年6月5日英国《卫报》爆出斯诺登的第一条新闻起，事件至今不断发酵，作为斯诺登指定、唯一全程跟踪了该事件的英国《卫报》，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也承担了巨大压力，甚至一度要被英国政府关门歇业。作者卢克·哈丁是英国《卫报》记者，他根据100多小时的面对面访谈和20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而写就此书。关于纪录片导演珀特阿斯2013年在香港与斯诺登见面时的一些具体细节，在这部书中也有爆料。
开场：接头
香港弥敦道
美丽华酒店
2013年6月3日周一
“我不想生活在这样的世界：我说的每句话，我做的每件事，跟我谈话的每一个人，我的一切创意，我的爱情和友谊的表达，这所有一切都被记录。”
——爱德华•斯诺登
一切皆始于一封邮件：“我是情报界的一名资深成员……”
没有名字，没有职务，没有细节。就这样，《卫报》驻巴西分社的专栏作家格伦•格林沃尔德，开始了与这位神秘线人的通信。他是谁？这位线人对自己讳莫如深。他是一个无形的存在、一位在线的幽灵，甚或仅仅是个虚构的人物。
这位奇怪的线人似乎真能接触一些绝密的文件。他给格林沃尔德发来了一些高密级的国家安全局文件样本，这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格林沃尔德。这位幽灵如何这么轻松地窃得这些机密，人们不得而知。假如这些文件是真的，那它们似乎会揭开一个可能对全球造成重大影响的秘密。这些文件表明，白宫不仅在监听它的敌人（如坏人、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和俄罗斯人），也不仅监听其所谓盟友（如德国和法国），还监听着千千万万美国公民的私人通讯。
格林沃尔德决定，要见见这位“深喉”一样的线人。这位神秘的谈话人，看起来是位经验老到的间谍，而且可能还很有点演戏的天分。格林沃尔德对他的全部认知，都指到了一个方向：他是一位满头白发的情报界“老兵”。格林沃尔德说，“我当时认为，他一定是一位很上了点年纪的官员”。他极有可能60岁开外，穿亮金色扣子的蓝色运动上衣，头发花白且有些脱发，着一双实用的黑皮鞋，戴眼镜，系一条社团领带……格林沃尔德头脑中已经有了这样的形象。或许他是中央情报局驻香港的情报站头目。眼看着，他们的任务就要开始了。
如果初次会面未能成功，那么按计划，他们要在同一天早上晚些时候，再次回到这个不知名的走廊，其间需要往返于美丽华酒店内陈设华丽的商场和一家餐厅之间。格林沃尔德和珀特阿斯回到那里，开始了第二次等待。
随后，他们见到了他……
斯诺登在劳拉·珀特阿斯拍摄的采访视频中现身。他尚不习惯面对媒体，但表现平静给人印象深刻。
左到右：《卫报》记者埃文·马卡斯基尔、美国专栏作家格伦·格林沃尔德、纪录片导演劳拉·珀特阿斯 “真实的呼哈”巴尔的摩附近
埃利科特城
2001年12月
“除却心灵的诚信，到头来没有什么可称得上神圣。”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
《爱默生随笔•自立》
2001年12月底开始，有个自称“真实的呼哈”的人，在“阿尔斯”频繁发帖。接下来的8年间，他写了约800个评论。他同时还频繁在其他论坛上发言，尤其是一个叫做“#arsificial”的论坛。他是谁？他似乎在干各种不同的工作，在不同地方对自己的描述也不同：一会儿是“无业”，一会儿是“打败仗的士兵”，一会儿是“系统编辑员”，一会儿又是“一位有美国国务院安全许可的人”。
“真实的呼哈”的聊天话题五花八门，包括游戏、女孩、性、日本、股市，还有在美国陆军服役的灾难岁月、对多种族英国的印象、拥有枪支的乐趣等。（2006年，他曾写道：“我有一只瓦尔特P22手枪，那是我唯一的枪支，但我对它真是钟爱至极。”）这些聊天记录以其独有的方式，构成类似成长小说之类的东西，讲述着一些年轻时的经历，而作者正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第一代。
随后，到2009年，“真实的呼哈”的发帖数量日渐稀少。似乎出了什么事。早日的热情洋溢消失殆尽，最后的几个帖子显得有些阴暗和忧郁，流露出一丝辛酸的情绪。2010年2月，他留下了最后的几个帖子，提到一件让他很纠结的事情——政府无处不在的监控。他写道：
我们的社会，似乎的确养成了一种惰性，对各种鬼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顺从。我想知道，1750年、1800年、1850年、1900年和1950年的时候，那种在神奇的联邦烛光之下会变透明的信封，当时销售得怎样？我们靠在一个滑溜溜的斜坡上堕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我们真的觉得这一切完全处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吗？或者，它是一场陡然发生的天翻地覆般的变化，因无所不在的政府保密而不知不觉地来临的呢？
2012年5月21日，“真实的呼哈”发出最后一个帖子。此后，他就销声匿迹了，成为了广袤的网络空间中消失的电波。然而，我们现在知道，一年以后“真实的呼哈”（也就是爱德华·斯诺登）飞往了香港。
22岁时，斯诺登参加了一次业余模特摄影。 世界头号通缉犯香港弥敦道
美丽华酒店
2013年6月5日周三
“如果我是中国间谍，为何我不直飞北京？那样的话，我此刻就能住上宫殿，养凤凰当宠物了。”
——爱德华•斯诺登
当地时间凌晨3时左右，《卫报》爆出了斯诺登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系列报道的第一篇。公众的反应甚至让斯诺登也震惊不已。互联网上的给予了巨大支持，一场要求恢复宪法第四修正案权利的民众运动也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斯诺登利用便携式驱动设备获取了海量资料，不仅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局内部文件，还有从政府通信总部传出的、英国人毫不怀疑地提交给美国同行的英国文件资料。
斯诺登警觉地意识到外国情报机构可能正在搜寻这些文件，他决心阻止此类事件发生。作为特工，他的一项任务曾是防止美国机密遭到中国攻击。他了解美国之敌的实力。斯诺登反复澄清过他不想损害美国在国外的情报行动。
当他面对“背叛”指控时，他又用更加生动的话语表明心迹：“请你自问：如果我是中国间谍，为什么我不直飞北京？那样的话，我此刻就能住上宫殿，养凤凰当宠物了。”
在香港接受采访的那几日，斯诺登说，认可曝光及公众利益报道的多数公民，都有权了解事实真相。他希望《卫报》及其他媒体能够滤除任何操作性及有可能损害合法情报活动的内容。这些就是他提出的条件。各方均表示同意。
另外，斯诺登还采取了技术性防范措施。文件都存在存储卡上，用多重密码进行高度加密。无任何一人知晓获取一份文件所需的全部密码。
斯诺登在房间内一般都穿一件随意的T恤，但6月6日，星期四，格林沃尔德让他换上一副新装束。斯诺登穿上一件熨烫平整的灰衬衫。他原来习惯坐在床上，现在改坐在一把椅子上：他身后放了一面镜子，这样房间就显得不那么狭小了。
斯诺登准备录制他的第一次公开采访。这一刻他要把自己介绍给全世界，并坦诚——更确切地说，是骄傲地供认——自己就是国家安全局泄密案背后的线人。他对格林沃尔德说：“我无意隐瞒我的身份，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错。”
其次，他知道国家安全局有着强悍的技术实力。他们追踪到他只是时间问题。他的一贯计划就是在最初几篇报道发表后就现身，使自己为世人所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斯诺登意欲效法切尔西•曼宁，后者2010年被捕后就立即遭到恐怖的监禁。斯诺登说：“曼宁是个旧式揭发者。他被公众利益激励。”结果，在米德堡国家安全局总部隔壁，曼宁被迫面对军事法庭的审判——这名年轻士兵被迅速判处35年监禁。斯诺登暗示说，曼宁的遭遇证明揭发者不可能在美国受到公正审判。另外，长期监禁也会压制斯诺登想要的公开辩论。
他解释了自己做出揭发决定的动机，以及这对他的余生都会造成可以预见的后果。他又补充说：“你认识到这就是你曾参与创造的世界，在下一代和下下代人手中会变得更糟，这些人会进一步扩展这类压迫人的技术手段。
2013年6月5日，《卫报》刊登了斯诺登案的第一篇报道，5天后，他在香港由藏匿状态转而公开露面。
被披露的国家安全局绝密项目"棱镜"引发轩然大波。幻灯片称，该机构可以"直接进入"硅谷各大企业的服务器。后来情况表明，国家安全局侵入了谷歌和雅虎的数据中心。 流亡
俄罗斯
莫斯科附近某地
2014年—？
“即使在西伯利亚，也会有幸福。”
——安东•契诃夫
《流亡日记》
9个星期以来，大多数时间，人们都见不着爱德华•斯诺登。有一张奇怪的照片，上面是一位年轻人，推着购物车横穿在莫斯科的街头。（真是冒牌货吗？那人看上去一点都不像他！）另一张不胫而走的照片更让人信服。照片中的斯诺登坐在一条观光船上，在莫斯科河上游玩。照片显示的时间是夏天。他戴着一顶帽子，留着络腮胡子。远处是一座桥和救世主大教堂的金色圆顶，那是一座曾被斯大林炸毁又在叶利钦时代得以重修的建筑。照片的边上是克里姆林宫的高墙。
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滞留一个多月后，俄罗斯最终允许斯诺登离开机场，并向他提供了为期一年的避难身份。照片显示，斯诺登正乘船观光莫斯科河，而他背后则是救世主大教堂的金色穹顶。
这些故意透露给俄罗斯媒体的消息，旨在给人留下一个印象：斯诺登在过着“正常”的生活。但考虑到他的处境，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些线索刚好指向了相反的方向。那家刊载斯诺登照片的新闻社Lifenews.ru，以其跟俄罗斯安全部门的密切关系而闻名。与此同时，斯诺登的律师阿纳托利•库齐利纳说，他的委托人正在慢慢安顿下来，正在学习俄语，已经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找到了新工作。但是，俄罗斯类似Facebook的社交媒体VKontakte，以及其他一些媒体，却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斯诺登明确的重新现身时间，是在10月份。四位美国人来到莫斯科，跟他见了面。他们全都是揭发者，都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就过职。他们分别是前国家安全局高管、其检举案曾受斯诺登关注的托马斯•德雷克，前中央情报局情报分析员雷伊•麦克高文，前美国司法部雇员杰西琳•拉达克，以及前联邦调查局的雇员科琳•罗利。
2013年10月，四名美国揭发者在莫斯科探访斯诺登。科琳•罗利、托马斯•德雷克、杰西琳•拉达克、维基解密记者莎莉·哈里森和雷伊•麦克高文
一行人给斯诺登颁发了“山姆•亚当斯情报事业诚信奖”。他们还给他带来了消息说，相对于美国官方的刻薄批评，美国国内有很多人，包括一些情报界人士，都热情支持他的正义行动。斯诺登解释了他干这番事的原因。他告诉客人说，在美国，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矛盾“日益突出，跟我们期待的自由民主社会自相矛盾”。他把自己说真话的命运跟克拉珀的情况进行了对比，他的命运是流亡和遭到中伤，而克拉珀却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随后，斯诺登又回到主题——他所揭露的国家安全局大规模监控计划，“不会让我们感觉安全”。用他的话来说：“他们伤害了我们的经济。他们伤害了我们的国家。他们限制了我们说话、思考、生活和创新的能力，限制了我们自由结谊和联系的能力……合法的项目、合法的监听以及合法的执法，那是有目标的，是以合理的、个人化的嫌疑和授权行为为基础的。那种拖网式的大规模监控，将所有的人都放在了眼皮底下，即使毫无必要时也无孔不入地监视他们的一切。这两种类型的监控有着天壤之别。”
同时，斯诺登的父亲朗尼也飞到了莫斯科。父子俩团聚在了一起。
……
作者：[英]卢克·哈丁 本文选摘自《斯诺登档案：世界最大泄密事件内幕揭秘》，选摘时有删节。（文/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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