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2014金秋文艺季，因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矩阵来杭，因为话剧《死无葬身之地》节节高攀的人气，我们相信，这座城市里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萨特，了解他的哲思，了解那个年代。
对《死无葬身之地》来说，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是最牛的广告语，而萨特和中国不得不说的缘分，则是这出剧背后的另一份情感基础。
上世纪40年代，存在主义在法国异军突起，中国很同步地跟随世界潮流，第一时间引入萨特的短篇小说《墙》、剧本《义妓》等，在国内掀起一个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学的小高潮。而就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号召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时，半个地球那端的萨特，也提出差不多的口号：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他把这种态度称之为“介入”，正是这样的态度，让他的文学作品拥有深入人心的力量。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被切断，但萨特成为少数能和中国交流的特例。
1955年9月，萨特和波伏娃来到中国，呆了整整45天，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大典。
那一年，《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撰写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在中国，社会主义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中国或者灭亡，或者走向社会主义；它必须或者灭亡，或者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然而，只要看一看你们欢乐的青年和儿童，就会感到这个国家一定不会灭亡。”
白驹过隙，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文艺青年们仿佛禁欲许久，萨特就是迎面走来的第一个“美女”。文青们经由萨特的启蒙，认识了“自我”。
浙大教授胡志毅向记者回忆，当年杭大校园上演萨特的名剧《隔离审讯》，“他人即地狱”，这句台词，彻底惊呆了学生们，有人甚至在路边坐了一宿。
萨特的格言足够让艺术家们拿来当旗帜挥舞。在美术界尤其如此，那时画西画的人几乎言必称萨特。 胡志毅坦言，“那时我们都睁开眼睛看世界，什么都很奇特，带着好奇心接受萨特，其实对他的理解并不很透彻。”
1980年4月15日，萨特在巴黎鲁塞医院去世，终年75岁。
第二天，新华社发布了这个消息，并称他为“中国的朋友”。
后来，《外国文艺》上刊登了萨特葬礼的照片，5万人自发上街送行，树上、房顶上都站满了人，这张照片震撼了当时许多文青。
同一年，16岁的大学生余明阳在浙江大学哲学系首届学生学术报告会上，以一篇名为“萨特对于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影响”的报告，获得二等奖。
23年后，已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的余明阳在广州发起成立了俱乐部，成员们说起曾经的激情岁月，公认萨特是对他们这代人影响最大的外国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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