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0月13日报道，原题：《美国、英国和帝国的险境》。文章称，英国的帝国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菲利普·切特伍德爵士在1919年曾告诫说：“干涉他人事务和缔结美其名曰的‘和平’的习惯就像鸡奸：一旦开了头就停不下来。”
报道称，难以想象奥巴马政府的成员会做出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比拟。但随着美国焦头烂额地应付中东地区各国乱局，菲利普爵士的申诉颇有现代借鉴意义。他的上司、帝国总参谋部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的叹惋更是如此。他在1919年抱怨“全世界有二三十场战争在肆虐”，并将混乱的国际形势归咎于政治领导人“根本没有治理能力”。
英国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1919年至1920年间这其中的许多战争，作战地点听起来都很熟悉：阿富汗、瓦济里斯坦、伊拉克、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当时英国的争论和指摘也与现代美国正在发生的论战极为相似。当年事态的结局给了当今的政策制定者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
1920年英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一如今天联军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空中轰炸展开的。那时跟现在一样，对于从长远来看在这种毫无指望的环境下实现政治稳定的可能性，人们的疑虑很深。英国外交大臣阿瑟·鲍尔弗抱怨说：“我们不会用我们的全部财力和人力去教化一批根本不想被教化的人。”跟美国当前的中东困惑一样，就连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也知道，他们在追求自相矛盾的目标。正如雷诺兹教授所指出的：“英国人把自己卷进了中东的极度混乱，签署了鲍尔弗后来承认‘互不一致’的协议。”
报道认为，那时跟现在一样，连负责制定政策的人似乎都对军事干预中东事务的动机感到困惑——是像切特伍德将军所说的“缔结和平”，是该地区丰富的石油储量，是保护另一块土地(英国人要保护印度，美国人要保护以色列)，还是帝国威望命悬一线的模糊感觉？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发生在伦敦的争论跟如今在华盛顿的争论一样说明，所有这些动机纠缠在一起，无人能够理清。
报道称，军方领导人关于政治家无能的抱怨也在经年累月后依然回荡。亨利爵士曾叹惋英国政治领导人“没有治理能力”，如今则越来越多的人对贝拉克·奥巴马的领导力颇有微词。连奥巴马的前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近日也抱怨这位美国总统“往往依赖法学教授的逻辑而不是领导人的激情”。
彼此相隔约一个世纪的英美两国困境的这些对比发人深省，但它们能提供什么经验教训吗？文章作者指出四条。
第一、虽然人们总是禁不住指责政治领导人，但问题的症结往往隐藏得远比那要深。1919年的英国首相是戴维·劳埃德·乔治，大多数历史学家现在都认为他是一位有决断力和精力充沛的领导人。这并未阻止帝国工作人员抱怨他的政府麻木、混乱。不过，真正的症结在于英国所面临难题的棘手性和它所能投入的资源的有限性。
第二、如果你的政府财政拮据、国人厌倦战争，那么，充当全球警察就会难得多。1919年，奥斯曼帝国解体以后，英国的帝国领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但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库空虚，而且没有什么兴趣再卷入冲突。相比之下，过去十年里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是小事情。但它们同样让美国无心再卷入其他冲突。
第三、一个世纪以前和当今时代的麻烦点惊人地相似，说明世界上有些地方因其地理位置和文化而造成了永久性的政治动荡和战争风险：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地带、阿富汗、伊拉克。
“过去也是这样”的想法也许会让面对多重危机的华盛顿当代政策制定者感到安慰。然而，从英国1919年痛苦体验中得出的第四条经验教训就不那么让人心安了。帝国总参谋部勉力应对的许多冲突都相当迅速地得到解决。西方盟国对俄罗斯内战的参与到1920年已经结束，布尔什维克走向胜利。伊拉克也重新建立起脆弱的和平。但英国将其意志强加给全世界的能力在减弱。回想起来，1919年的政治动荡是一个先兆，预示着世界正进入一个将(在一代人时间之后)导致另一场世界大战的崭新不稳定时期。一旦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力量失去控制力，世界就会很快变得不那么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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