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嘉琳
1月15日下班前,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们,最终还是没等到滴滴公司上海地区负责人前来领取罚单。此时,距离这个中国超大城市给专车平台开具首张“非法营运”的罚单,已经过了3天。
面对上海市交通委视同“黑车”的处罚决定,滴滴——这个与快的共占打车软件(APP)市场份额超过99%的产品方,一反沉默,为自己的专车平台公开反驳——滴滴是互联网公司,地方运管部门对其没有调查权限;专车服务则属于商务车而非出租车业。
自从国内多家互联网叫车平台推出各种专车服务以来,赞成与反对的辩论就一直伴随,并于最近演绎成一场“大戏”:地方运管部门以“非法”的名义查处专车;数个城市出租车司机抵制专车而出现停运;交通部表态鼓励创新;官方媒体发声支持。这场大戏的背后,是一项基于互联网的创新技术,对于传统的出租车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更触动了出租车行业的巨大垄断利益。
据经济观察报不完全统计,2014年10月以来,沈阳、重庆、杭州、上海、江苏、福州、成都、武汉等至少10余个城市先后宣布,滴滴、快的、易到、优步(Uber)等专车服务涉嫌“非法客运”。
在专车“抢饭碗”和“份子钱”的双重挤压下,2015年伊始,国内已有沈阳、浙江东阳、南京、济南等至少4个城市出租车出现停运。但出租车司机显然爱恨交织,南京出租车司机楚柯(化名)说:“我倒是希望专车越做越大。”在楚柯看来,只有专车占了出租车市场,政府、出租公司才能感受到压力,把“份子钱”降下去,把驾驶员待遇提上来——要不然,就没人愿意开出租了。
对于“专车”的反对者,新华社的评论说:这种符合共享经济发展趋势的专车模式,却成了有些部门的“眼中钉”“肉中刺”。究其根源,是因为专车服务撼动了出租车的封闭垄断地位,动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
“专车是出租行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公路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交通经济室副主任王浩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经济观察报记者获悉,交通部已经启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修订工作,拟新增租赁车辆准入内容,与“滴滴专车”合作的租赁公司因此也将有法可依。
从朋友到对手
包括楚柯在内的出租车行业从业者都没想到,昔日的“司机之友”,如今成了竞争对手。
楚柯是南京第五大出租公司——海博出租某车队队长,自觉手机软件“玩得顺手”,已在滴滴打车软件上抢了3000多单。楚柯的月收入一度因打车软件总共增加了两三千块钱。
而2014年下半年,快的打车、滴滴打车等互联网叫车平台先后推出专车服务——提供包括奥迪、宝马等中型以上的车,为乘客提供瓶装矿泉水、充电器,甚至询问你爱听什么音乐。这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出租车的服务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并宁愿为此服务支付更多的钱。“他们开始抢我们生意了。”时至今日,楚柯发现,自己的日收入已经下降四成左右,扣掉“份子钱”、加气费、“三险”,每天只能净赚100块左右。沈阳的哥冯远顺(化名)告诉经济观察报,沈阳有1000多辆专车,每辆一天至少接10单,就会拉走全市至少三成客源。
最新数据显示,“滴滴专车”业务在全国16个一线城市开通服务;快的专车业务已覆盖全国56个城市,和全国150多家汽车租赁公司合作——它们都绕过了出租公司。滴滴公司公关部工作人员张真渝证实,当时“滴滴专车”一度希望跟上海本地出租公司寻求合作,但某些方面没有谈拢。
于是,2014年11月,正在南京出差的王浩听到南京交通广播“智勇在线”栏目的号召——出租司机卸载打车软件,抗议专车对出租车的冲击。在另一些城市,仍在使用打车软件的司机甚至被同行骂成“叛徒”,有的手机被夺走,有的接到威胁电话。
就算对专车颇有怨言,楚柯仍然说,等出租车两个月后报废,自己打算退出租车业,开专车去。他从同事处听说,专车司机月入近万元,是自己收入近3倍。这背后,专车平台沿袭打车软件的高补贴模式。
经济观察报记者对上海、杭州、沈阳、南京等地司机进行非随机采访。他们均表示专车业务出现后,自身接单量和月收入下降二至四成不等。但等到出租车到期报废后,他们和楚柯将做出同样的选择——加盟专车。
司机的爱恨交织源于当前出租车行业的垄断体制——出租车数量被人为控制,导致乘客打车难;出租车公司靠高额的“份子钱”坐收渔利;出租车司机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甚至想开专车都难。
杭州一名50岁以上的东北籍的哥说,车子两年后才报废,现在走掉干专车,要给公司交3万违约金。沈阳的哥冯远顺则被车子牢牢困住,一辆华晨中华,裸车市场价不到6万,但从出租公司的买进价24.5万,价格翻了4倍;如果想自己买车挂靠在公司,沈阳的一个“标”(出租车经营权有偿使用)已经卖到60万。
不仅模式创新,新竞争者同时财力雄厚。王浩算了笔账,保守估计,每辆出租车日客单量在35次左右,每单收入在20元至30元之间,按照134万辆的出租车保有量,出租行业年总收入9.38-14.7亿元之间。而滴滴公司官网显示,滴滴打车的四轮融资总额达到8.18亿美元。这个数字折算成人民币,相当于我国2013年出租行业年收入(粗估值)的3倍以上。
博弈:出租车行业的反击开始了
1月12日,上海市交通执法总队相关人士向上海本地媒体披露,几个月来,交通执法人员共查获20辆没有出租汽车营运资质的“专车”,这些车辆通过滴滴、快的等打车软件平台提供服务,其中属于”滴滴专车”的就有14辆,根据相关规定,拟开出3万至10万元的罚单。
先扣车,后罚驾驶员,如今还要罚专车平台——这是已公开的案例中,全国对专车查处力度最大的一例——这发生在交通部公开表态之后。
2015年1月8日,交通部公开表态:“当前各类‘专车’软件将租赁汽车通过网络平台整合起来,并根据乘客意愿通过第三方劳务公司提供驾驶员服务,是新时期跨越出租汽车与汽车租赁传统界限的创新服务模式,对满足运输市场高品质、多样化、差异性需求具有积极作用。”
在上海之前,全国10余个城市运管部门向专车“祭出”查处政策。
王浩解释道,一些挂靠车辆名义上是租赁公司车辆,实际产权所有人是个人。运管部门是以行驶证、产权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来界定是否合规:如果证上写的是公司名称,就认定为公司车辆,就在允许接入平台范围内。社会车辆接入网络召车平台,但车辆没有从个人过户到租赁公司,就在禁止范围内。北京一家专车平台的政府事务部负责人承认,严格来讲,挂靠模式是不合规的。该公司将尽量跟正规的租赁公司合作,一旦发现私家车挂靠,只能进行清退。
但私家车挂靠在租赁公司,并非专车的“专利”。王浩进一步说,由于部分城市对租赁车辆实施摇号限牌或牌照拍卖,面对专车的巨大市场需求,租赁公司在正规来源那里往往“无车可租”,这是租赁公司急于引入私人车辆的主要原因。
面对各地挤压,滴滴公司选择了“高层路线”。经济观察报记者独家获悉,2014年12月,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举办了“移动互联网助力出租汽车、汽车租赁行业发展”研讨会。出品“滴滴专车”的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唯一专车平台受邀发言。王浩透露,大多数与会专家对专车模式创新持肯定态度,会议纪要以专报形式提交到交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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