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财经11月22日消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今日“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学术研讨会上表示,除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之外,道德力量调节起着重要作用,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的社会红利。

厉以宁表示,仅仅有效率的物质基础,只能提供常规效率,超常规的效率来自效率的道德基础。

厉以宁称,最大的社会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社会和谐红利说明,产生这种红利的根源是社会和谐,然而由于制度的不同,在贫富差距偏大、种族歧视严重和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中,社会和谐红利是不可能涌现出来的。而且,即使在制度合理的条件下,如果只存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仍不能产生社会和谐红利。

“社会红利的产生,有赖于道德力量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三者配合,共同发挥作用。”厉以宁表示,我们的制度使我们有这种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和谐的实现、社会和谐红利的产生,将使中国社会和经济跃升到创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