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区检察院 刘慧慧

房山区政府原办公室主任李仲，被控利用职务便利，接受或主动向企业索取现金、支票共计600万元。面对指控，李仲却表示不认罪：“我确实拿了100万元，但是指控的罪名我不认可，我没有受贿。”

根据相关报道的情况分析，李仲否认受贿的理由在于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借款”，不是“受贿”。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该如何区分？“借款”型的受贿又该如何认定呢？索贿与普通的收受贿赂又有什么不同？

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6项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借为名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非法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应当认定为受贿。具体认定时，不能仅仅看是否有书面借款手续，应当根据以下因素综合判定：（1）有无正当、合理的借款事由；（2）款项的去向；（3）双方平时关系如何、有无经济往来；（4）出借方是否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6）是否有归还的能力；（7）未归还的原因；等等。”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我们虽然看不到李仲案的具体细节，但从法律规定来看，如果李仲不能提出让人信服的理由，恐怕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了。

在实践中，“借款”型的受贿罪多是以索贿的形式存在的。索贿不是单独的罪名，而是受贿罪的一种类型，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主动向他人索要或勒索并收受财物。索要，是指行为人在进行职务活动时，向当事人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要求贿赂，但未使用要挟胁迫的方法；勒索，指使用要挟胁迫的方法，明示或者暗示如不送财物其事就不好办或者会有严重后果，迫使对方不得已给自己送财送物。

索取贿赂和收受贿赂，虽然都是受贿罪的客观表现形式，但两者犯罪手段相异，社会危害性也有所不同，无论是主观罪过还是客观危害，索取贿赂都要比收受贿赂严重，所以我国刑法第386条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

相比普通受贿罪，索贿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主动性，即行为人是主动地要求他人给予自己财物，而不是被动地等待他人给予财物；二是索取性，即行为人以所掌握的职权为条件，乘人之危，向他人施加精神压力，迫使对方向其交付财物；三是交易性，即索贿者通过要挟迫使对方向自己给付财物，而以本人职权为某种行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作交换，表现为权钱交易的造意者、提起者。

公务人员手中的权力本是来自人民，理应权为民所用，造福人民，有些人却利用手中职权大肆敛财，甚至还能想出所谓“借款”的借口，不仅不能为自己开脱，还令世人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