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者了解，对于2017年这个时间点，以及手术举行的地点，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生任晓平表示，目前都还是未知数，并且目前的合作还仅仅停留在科研阶段，是临床前的合作。

任晓平说：“现在都没有，其实没有时间表，而且也没有说在那里做，只是他现在来跟我们合作，跟我们的联系上，我们谈了一些未来的合作的一些远景，发展。这仅是说合作是科研的合作，是临床前的合作，并没有谈到这个病人我们的做怎么做，做哪个病人，在哪里来做。”

采访中，任晓平坦言，完成此次实验，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庞大的团队支持。他说：“完成这个需要一个大的团队，而且有人力的支持，比如说我们中国来说，不是说和谁合作我们就能把它做起来，这里它要做这个天大的项目，必须有政府一级的甚至是一个国家来支持它。”

另外，任晓平教授向记者表示，媒体对此次合作的解读是存在误区的。现在的合作是实验的合作，而实验是否能顺利进行？实验完成后又能否投入临床都是问题。

任晓平表示：“媒体把它的解读的是，两年以后你完成实验就是做人了自然，其实不是说两年多能具备这个条件。”

教授回应：信心与风险并存

换头的消息公布之后，任晓平教授说他听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声音。在他看来说手术很容易，或者说手术几乎不可以完成，这样的两种说法都不太客观。

任晓平教授表示，有人认为这是一项十分简单的手术，这样的理解是十分粗浅的解读。他说：“这个头移植，和任何我们目前传统的器官移植都不一样，它不单纯的是一个接血管的问题，通了血就活，就完成了手术就成功了，因为这事涉及到一个人的灵魂，生命、挑战很大。”

采访中，任教授提到，“换头手术”主要有三大难点。首先是中枢神经再生的问题。但任教授也坦言，这是理论上的可行，而且在实验阶段，到临床应用还有距离。

任教授说：“目前的医学模式还是因为中枢神经不能够再生，脏了、断了信号就传导不过去了，这几年，科技发展，这个传统的观念再被逐渐的推翻，这种再生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

其二，移植后可能会出现“超级的排外性”。任教授表示：“上世纪70年代美国做猴头移植的怀特医生，他说大脑在移植后不出现超级性排斥外，这个没有，不等于它没有慢性的，亚极性的和慢性的，移植后比如说一年、两年会不会，这点不确定。”

第三个难点是大脑的不耐缺血性，大脑缺血四分钟就会坏死。任教授表示，做头移植这涉及到不仅是简单的全身通血，要求移植后患者有正常人的思维。如果移植后有不同的功能有损害，就失去了手术的意义了。

虽然面临着重重挑战，采访中任教授还是抱有信心。任教授说：“这个观点我也不同意，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变了，目前的科技高度发达，我因为我们现在挑战这个课题，有很大成功的把握。”

据记者了解，任晓平现年53岁，现任哈尔滨医科大学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骨科、心血管中心、药理系等多个临床、基础教研室教授以及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客座教授。

据介绍，任晓平成功地设计和完成了世界首例异体复合组织移植的临床前动物模型和相关实验研究（CTA），并以第一作者身份将该成果发表于美国显微外科杂志，此设计被誉为世界第一成功的异体复合组织移植模型。

任晓平教授有幸在“克拉纳特手显微外科中心”参与完成了人类第一例成功的异体手移植，该病例现已术后成活15年，为国际CTA存活时间最长的成功案例。“换头术”研究，事实上任晓平早已开始着手。他的团队一直从事动物的“异体头身重建术”。

据了解，志愿参加手术的是现年30岁的俄罗斯人斯皮里多诺夫。他自幼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是最常见的致死性神经肌肉疾病之一。因为患病，如今头部正常的他，身体已几乎蜷缩成一团，只能在自控轮椅上移动。他一直想拥有健康的身体。

同时，意大利都灵高级神经调节学会的神经外科医生卡纳维罗一直热衷尝试前人没做过的移植试验——给人换头。双方多次通过网络聊天，结果终于一拍即合，斯皮里多诺夫同意卡纳维罗在全都准备好后，把前者的头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

争议不能回避

据记者了解，“换头术”消息一出，就引来了技术层面、伦理层面等的争议。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表示：“就算理论上可行，但全身器官都健康的捐赠者，原可帮助更多患者，却只换到一个人身上，而且还冒很大风险，不公平。另外，这样的捐赠者很难找到。”

同时，王天一教授还认为最佳的实验对象是双胞胎，寻找“供体”会十分艰难，该项技术距离临床还有很长的距离。王天一教授说：“他只有两个供体，一个就是双胞胎的兄弟姐妹，还有一种情况是伦理学上非常紧急的情况，就是养个克隆人。就是他有克隆人备份，备份然后这个人如果缺东西，把克隆人备份的头移过来。除此以外，其他方面你找不到供体。”

王天一教授还表达了在伦理问题上的担忧，他表示“换头术”会造年龄的错位、身份的错位，甚至性别的错位，而由此到来的问题十分复杂。

他说：“还是有一定的研究的风险，或者还不能给完全接纳，从技术上的可能性和伦理学的可行性，可能性和可行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许他可能就是从科学上讲应然必然，应该发生的事情就必然要发生吗？你技术上应该发生，技术上可能发生，但是这个伦理学的选择，伦理学的必然，伦理学的这种空间其实比你那个实际空间还要显得狭小，这里面做技术在伦理方面考虑的不是太多。”

对此，任晓平教授并不认同，他认为“换头术”的意义有两层，一个是挽救生命，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项技术可用于研究如何延缓人类衰老，延长寿命。并且，这个课题会带着相关的新课题的发展，包括分子生物学、药物学等。

专家意见：用前瞻性的眼光看待问题

采访中，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的副秘书长，庄一强博士认为，“换头术”或者叫“头颅移植”，目前面临着三大问题，一是法律问题，其二是伦理问题，第三个是技术问题。

法律问题层面上，庄博士表示，目前法律上没有明确禁止。虽然没有禁止，但是其背后还是存在许多法律问题。比如，手术出现了死亡，那么对于“头部移植”者而言，他是属于自杀还是水平他杀？他是属于安乐死还是协助他人自杀？因为是医生把他的头切下来，最后导致他的死亡，那最后的法律责任谁来付？法律上是一个空白。

第二个是伦理问题。首先，一旦手术成功，这个人身份就会模糊。再比如，一个男的头接到一个女的身体上，那性别也会模糊。由此会带来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一些宗教团体也会反对此类研究。

第三是技术问题，就目前来看，“换头术”的内在技术问题还是很多，主要是神经脊柱层面的医学难关还未攻克，所以技术实现起来困难重重。

庄一强博士还表示，对于此类实验，国家高层必须有明确态度，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另外，我们需要用前瞻性的眼光看到此次事件。只要引起大家的关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会找到解决伦理和技术层面的问题，科学的发展总会伴随着挑战和争议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