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瞭望（2015年9月号）封面

廉政瞭望封面报道：“打”干亲

为什么有些人喜欢打干亲？非亲非故，凭什么对你这么好？身份差别这么大，为什么走这么近？无事献殷勤，有什么企图？而干亲超越了年龄、性别、身份的限制，处于人际关系中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

并非所有的“干亲”都事关权钱色，但在潜规则盛行、欲望泛滥的场域内，再清白的干亲关系，都变得“敏感”。尤其是官场干亲不仅让人产生腐败联想，且其强烈的人身依附意味，有违我们的政治规矩。官场中人认干亲的危险指数极高，还是“规避风险，远离干亲”为宜。

有些人之所以热衷于认干亲，除了对方不易拒绝，还在于一旦结下干亲，就处于人际关系中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钱送出去了，就很难要回来，认一门干亲，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官场找干亲定律

曲炜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教师，三年前，他作为博士服务团的一员，被下派到西部某市担任副市长。没有想到的是，像他这样的下派干部，也会因为当地的拜干亲现象而烦恼不已。

结下干亲后，用不用还看情况

当地一名副局长的儿子考大学，填报的志愿正好是曲炜供职的大学。这名副局长找上门来，希望曲炜能在调整专业时帮忙。碍于人情，曲炜托了不少关系，终于帮助副局长的儿子调整了专业。

事成之后，副局长带着全家人宴请曲炜。饭桌上，副局长郑重其事地提出，让儿子拜曲炜做干爹。

曲炜当场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孩子，也愿意认其做干儿子。只是有算命先生说过，自己这两年不能认干亲，所以这事还得缓一缓。

一年之后，曲炜没有留在当地任职，拜干亲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谈及这件事，曲炜至今还会苦笑：“我好歹也是正儿八经的博士，可为了推掉拜干亲的事，居然连算命先生也搬出来了。”曲炜说，这名副局长是老资格的干部，在当地的影响力很大。在当时的情境下，如果断然拒绝人家，是一件很不给面子的事情，也会影响自己工作的开展，所以才不得已想了个算命先生的借口。

一名受访的官场人士表示，一方主动提出拜干亲，是一件让对方很难拒绝的事情。一旦婉拒，就是很不给人家面子。而且拜干亲与受贿不同，看上去不是什么违纪违法的事，似乎找不到什么义正辞严的拒绝理由。

这名人士表示，有些人之所以热衷于认干亲，除了对方不易拒绝，还在于一旦结下干亲，就处于人际关系中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钱送出去了，就很难要回来，认一门干亲，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现实生活中，那些认了干亲，后来却很少联系的也大有人在。你觉得这个人有利用价值，凭着干亲这层关系，可以名正言顺去拉近关系；你觉得对方已无利用价值，也可以长时间不联系。”

位高者不是“爹妈”，就是“哥姐”

受访专家表示，认干亲的现象进入官场，往往会异化为一种圈子文化。现在有些官员把党内关系庸俗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遇到事情就通过熟人来解决。 一些领导干部也热衷于拉帮结派，以自己为轴心，搞“小圈子”，把干部变“家臣”。而在这个小圈子内，位高者不是“爹妈”，就是“哥姐”。

近期落马的许多官员，便是圈子内的干爹或干哥哥、干姐姐。他们的丑恶表演，为认干亲现象做出了生动注解。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的夫人于丽芳，是有名的“贪内助”。而在苏荣主政下的江西官场，人们也可通过对于丽芳的称呼，来判定一个人是否进入了省委书记的圈子。那些经常和“于姐”混在一起的官员，还算不得圈子里的核心成员，只有称呼于丽芳为“姐姐”的人，才是苏家的铁杆心腹。能称呼“姐姐”，说明于丽芳已认对方为干弟弟。

在江西省，从省发改委主任、市长到多名企业家，都成为于丽芳的干弟弟。甚至在酒桌上，原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许爱民还因于丽芳不肯认自己这个干弟弟而鸣不平。

于丽芳对自己的干弟弟可谓呵护有加。2011年换届前后，于丽芳自知苏荣即将调离江西，曾对周围关系亲密的人说，老苏快没权了，需要帮忙早点说。于丽芳收受某领导干部钱款后，让苏荣提拔其职务，苏荣答应帮助解决，但未能如愿，于丽芳就和苏荣大吵大闹，苏荣只好辩解说“我已经尽力了，别再闹了”。

河北省“亿元贪官”马超群，在秦皇岛专横跋扈、民怨四起。不仅下级惧怕他的粗暴，就连许多上级也对他躲让三分。当地人认为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上面有人”。马超群常对外宣称，自己的干爹在北京，是大领导。

如果说某些官员认干弟弟、干儿子，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以及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小圈子，那些认干女儿、干妹妹的官员，就把认干亲的伦理，糟践得更加彻底。

原南京市长季建业与干妹妹祝梅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季建业落马前便成为扬州街谈巷议的话题。祝梅是一家宾馆的服务员，季建业任职扬州时主要住宿在该酒店。两人相识后，祝梅专门照顾季建业在扬州的衣食起居，此后，祝梅很快便从一名服务员提升为宾馆的副总经理。

除了亲密的关系，祝梅还成为季建业受贿案中的特定关系人。据调查，季建业利用担任扬州市委书记职务上的便利，接受祝梅的请托，为南京一家企业承揽医院空调设备供应项目提供帮助。2006年12月，季建业通过祝梅收受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给予的人民币7万元。

原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被指生活腐化、包养情妇。而其中多名情妇，都是他的干女儿。对此，曾有媒体辛辣地评价：连干女儿与情妇都不分，实在是连做人的伦理都不要了。

为了利益，认干亲者往往心机用尽。当攀不上干爹、干哥哥的关系，他们还会想出五花八门的认干亲方式。比如，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原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屈湘林被一名工程老板奉某认作“舅舅”，两人相互“照顾”。

2009年，屈湘林购买了私家车，办入户手续时，奉某主动帮其缴纳购置税；同年11月，屈湘林的房子要改造，奉某又免费为其安装铝合金窗，还免费赠送太阳能热水器、空调、电视机等。

而“舅舅”屈湘林也对奉某有多次“回报”。自2008年屈湘林分管县教育局计财、基建工作后，奉某共承包教育系统工程项目50个，总金额达377万元，大部分未经过招投标程序。

升上去之后，“干爹”成为浮云

据媒体报道，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为了自身仕途的“进步”，让妻子认领导做干爹。在干爹的关照下，杨卫泽在交通厅获得快速提拔，34岁便成为省交通厅副厅长。

杨卫泽曾经的同事介绍，当年杨卫泽还是个处长时，偶尔也曾向外炫耀，说自己认了谁当干爹。可当他的官位不断提升之后，对于认干爹的事绝口不提。在杨卫泽权势熏天时，关于老杨认干爹的事，俨然已是南京官场里的禁忌。

一名南京官场人士调侃说，认干爹并不光彩，这是连贪官自己都知道的事。自己身上的疤，当然不愿意去揭。

前河北省委“一秘”李真的经历，与杨卫泽几乎是异曲同工。出身在塞外边城一个普通人家的李真，在中学教过物理，在张家口市计委当过普通干部，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直到他去了北京，并在那里认识了“杨伯伯”。对于离休高干“杨伯伯”，李真殷勤到家，“杨伯伯”生病住院，他在病榻前一刻不离地守护。到后来，“杨伯伯”终于同意认李真为干儿子。

有了这一层关系的加持，再返河北的李真立刻神气起来。他到处对外炫耀自己的“高干子弟”背景，还如愿以偿地调入了河北省企业投资总公司。不过，当李真在仕途上一飞冲天，成为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之后，他却变得低调起来——不再吹嘘自己是“高干子弟”，反而说自己是来自平民家庭。

其实，无论杨卫泽还是李真，他们的行为并不难理解。当年认领导做干爹，不惜“摧眉折腰事权贵”，绝非出于什么真感情，而是官场上的现实利益计算。他们打心底里，都瞧不起自己当年的作为，也把认干爹的事视为“人生污点”。

既然认干亲是利益的计算，那么为了利益，与干亲翻脸就再正常不过。石家庄市团委原副书记王亚丽，原名丁增欣，1969年生人。20岁时通过其父的关系结识无极县企业家王破盘，后与王同居，并认对方为干爹。王破盘与诸多官员熟识，王亚丽也就和这些官员搭上关系。在权力的庇护下，王亚丽将简历造假，并最终当上石家庄市团委副书记。

王破盘死后，王亚丽这个早就与之翻脸的干女儿，又跳出来与王破盘的真子女争夺价值4亿的遗产金华中心。王家人气不过，不惜动用所有资源，终于把王亚丽告倒。

据媒体报道，落马的原部级高官郑筱萸和国家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情同父子”。“曹文庄炒得一手好菜，经常去郑家为他们做饭，并对郑筱萸夫妇以干爹、干妈相称”。曹文庄曾是郑筱萸的秘书，有一个普遍的说法是，郑筱萸被“两规”就是因为曹文庄被抓后的举报。

由此看来，所谓干亲不过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认干亲原本是私人生活中一件正常的事情，可当官场中人将其作为经营人际关系的手段时，就注定会演变为一桩桩闹剧。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这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曲炜就对记者说道：“那名副局长的儿子的确很优秀，在大学成绩也不错。如果他们现在愿意，我会认下这门干亲。只是我没有留在当地任职，继续回北京教书了，他们也没再联系过我。”

在乡土社会中，亲属关系是人们看待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最重要的参照物。当一个人同亲属集团外的人建立亲密联系时，总会倾向于将这种联系“亲缘化”。

干亲的社会关系学

不知什么时候，“干爹”成了最具污名色彩的身份之一。当这个词出现在人们的谈话中，它并不意味着一种类似于亲情的关系，而是被蒙上一种暧昧和污浊的色彩。

干爹这个词，本来没这么糟。但近些年来曝光的潜规则、权钱交易以及权力寻租中，“干爹”们频频出现，让人逐渐开始重新审视它，解读出新的含义。

在过去，尤其在农村，“打干亲”是一种常见的风俗，但如今，在权力和资本的集中地带，“打干亲”则格外引人注意。

“外人”变成“自己人”

人们常说，中国是个关系社会。这句话，不仅仅在“唠嗑”的意义上成立。“关系”一词在汉语中有着特殊的含义，而英语中却很难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表达。几乎每个身处中国文化中的人，都无法跳过它来理解中国。

在梁漱溟看来，儒家伦理的重点不在社会，也不在个人，而是把重点放在人和人的关系之上。“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

在乡土社会中，亲属关系是人们看待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最重要的参照物。当一个人同亲属集团外的人建立亲密联系时，总会倾向于将这种联系“亲缘化”。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是，我们喜欢以亲属的称谓来称呼那些与我们没有实际血缘关系的人，比如把父母辈的男性叫叔叔，又以兄弟姐妹来称呼自己的同辈。

结干亲，建立了一种虚拟的亲属关系，也是一种把“外人”变成“自己人”的方法。一般认为，结干亲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虚拟的亲子关系，即“认干爹”“认干娘”。第二类是虚拟的平辈关系，“结金兰”“拜把子”就属于这类。第三类则是虚拟的婚姻关系，俗称“娃娃亲”“娃娃媒”。

而不管是哪一种干亲，这当中人和人的亲昵，或是出于情感，或是出于功利，或是出于游戏，又或是几者兼有。

文学作品对干亲关系也有诸多书写。《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三人惺惺相惜，联手干了一番事业，到今天我们仍然喜欢用他们来比照现实中人和人之间的仁义。而在《金瓶梅》中，西门庆热结的“十兄弟”关系只建立在实用和功利的原则上。对于这类关系，张竹坡曾评价说：“……满前役役营营，无非于假景中提傀儡。”《歧路灯》中对清代社会的拜把之风也有所描述：“如今世上结拜的朋友，官场上不过是势力上讲究，民间不过在酒肉上取齐。”

新中国的初期是一个不断变化和重组的社会，它在很大程度上打破原有的人伦格局，力图让“同志友谊”取代原来亲缘化的人际关系。于是我们看到，建国后“结干亲”现象曾一度减少。文革期间，由于被宣布为“四旧”，“结干亲”近乎绝迹。

改革开放后，“结干亲”重回中国人的生活，“关系”也逐渐成为一些人获取资源的重要工具，腐败伴生于市场经济。于是，干亲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化和商品化的关系，也才有了今天的“干爹”。

“一篮儿不去断亲戚”

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不管现在的中国社会发生着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格局和相处模式，很大程度上继承着乡土社会的那一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干亲”为拉关系提供了一种名正言顺的支持。在村里，当两家人结为干亲的时候，两家人会“相互照应”，而其他村民也会对自己的行为作出相应的调整。这种情况，当其中一方握有某些资源的时候更加突出。对于一个村民来说，有一个在村里能说得上话的干亲，自己的腰杆也会跟着硬了起来。

但是，具有亲属化特征的人际圈子，也极具伸缩性。“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费孝通曾这样评价中国人的圈子。

干亲也是如此。当干亲是出于利益才结下时，一旦利益交换中断，那么干亲关系双方也会疏于交往。“干亲戚，‘礼褡子’。一篮儿来，一蓝儿去，一蓝儿不去断亲戚。”中原地区的一首民间歌谣形象地表达了干亲关系的个中微妙之处。

在一篇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里，陈浩天举了一个现实中的例子：在他调查的村子里，有一个人当上村支书之后，很多人为了和其拉拢关系，使得这人碍于乡里乡亲的面子“被迫”认了些干儿子。“不过现在我父亲不干支书这些年，感觉和他们的感情也疏远了不少……哎，真是人走茶凉啊。”那名前任支书的儿子这样说道。

不同于西方的“教父”，干爹对于干儿女的成长往往并未提供非常大的影响，而更多是给双方的人情交往提供了方便的身份和名义。“干亲关系礼仪上的重要性大于实际上的重要性，经济意义重于实际感情意义，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文化研究学者尚会鹏曾总结道。

如今，以“结干亲”为名义的拉关系重回中国，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我们的社会关系格局并未发生根本上的改变。现代的中国，人与人的交往，仍然是具有很大程度的乡土特征的。与此同时，在急速转型的中国社会中，“干亲”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功利化的色彩，更加让人体会到人情的淡薄。

当“干亲”入侵政治

清代官场中有个规矩，拜把子基本仅限于同等地位、官职相当的人，一旦曾经拜把子的双方差距拉大，就要缴还原先的拜帖。在《官场现形记》里，湍制台和刘进吉拜过把子之后，二人官运各不相同，前者一路高升至湖广总督，后者却只是从云南藩司位子上调任至湖南藩司。

刘藩司陛见进京，路过武昌，就把曾经和湍制台拜把时还的那副帖子拿出来用红封套套好，说是缴还宪帖。湍制台作出客气的样子推拒一番，刘进吉竟就此当真，没有缴还宪帖。后来刘的儿子想在湍制台手下谋个差事，不仅没受到照顾，还被百般刁难。由此可见，那时官场中的“把兄弟”关系，并没有什么兄弟仁义在里头。

清代官场的这种规矩不仅体现了“残酷现实”，也表现出中国人伦社会特有的关系特征。官场中，干亲伦理关系往往反映了双方在现实中的地位差别，体现出一种主从关系。

《说文解字》上说：“伦，辈也。”所谓人伦，大概就可以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长幼辈分、尊卑关系了。

从众多儒家经典我们可知，五伦是中国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其他所有的社会关系，不过是五伦的延伸或复制。因此，在干亲关系中，从来都是强者自居父兄，弱者甘为子弟。地位低的，若能攀个有势的干亲，那也算是为自己的仕途铺一条捷径。地位高的，也能以结干亲的名义拉拢为自己的“站队”的人。一旦这种利益交换的前提不再存在，干亲关系也就打了水漂。

蒋介石一生先后结交几十位“盟兄弟”“把兄弟”，早期主要是用以攀附权势，如张静江、陈其美均属此列。后来在蒋争取最高政治权柄的过程中，“拜把子”则成了一种用来拉拢有利于自身力量的手段。一旦失去利用价值或利益相争，干兄弟成仇雠。

孙中山任命为民国陆军第十四师师长的许崇智与蒋介石、张静江拜为金兰兄弟。许居二，蒋居三。1925年，孙中山病逝，廖仲恺被暗杀，许崇智没多久就被蒋介石联合汪精卫“杯酒释兵权”。蒋驱逐许至上海当起了寓公。后来，蒋介石甚至以“阴谋反动，危害党国”罪，将许崇智加以通缉。

和蒋介石反目的“结拜兄弟”自然不止这一个。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都曾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但这都全是政治和利益上的交易。一旦涉及利益冲突，结拜兄弟翻脸如翻书。

可见一时的利益结盟，终究难逃“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结局。即便在古代，干亲在传统的政治伦理中也登不了大雅之堂，多少带有一种草莽江湖的气质——这也可以说明，为何古代干儿子最多的是军阀和太监，江湖总比庙堂更加盛行拜把子。

而今天的干亲，在很多情况下早已失去仪式感和情感内涵，成为拉大旗的虎皮和谋求利益的噱头。一个轻飘飘的称呼，也早已沦为逢场作戏的一种符号。

明星经营的是个人资源，而官员手里握的是公权力。因此，娱乐圈干亲再可疑，也可疑不过官场的干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