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一则报道将“跑站者”带入了公众视野。一个健全的年轻人，游走于全国各地救助站，一次又一次挤占属于弱者的救助资源。这类现象怎样避免？

被救助“超2000次”，尊严置于何地？

西安市长安区救助站近日来了一位求助的谢姓小伙。工作人员在登记其相关信息时发现他是一个“跑站”人员，属于不予救助对象。他之前的救助记录多达185次。像他这样的“跑站”者还有不少。谢某自称20岁就开始“跑站”，除有记录的185次外，他的实际救助记录“至少超过两千次”。

一个年仅29岁的年轻人，有力气去全国各地的救助站求助，难道没力气靠双手养活自己吗？当然不是。只不过在谢某看来，靠双手吃饭十分辛苦，而靠人救助则要轻松得多、合算得多。正如他所说，四处“跑站”就是钻法律、钻政策的空子。因为80%的救助站都会给他一些钱，或购买火车票让他离开。

一个四肢健全的年轻人，却一直依靠救助为生，谢某的内心显然缺乏起码的自尊与自爱。透视谢某10年被救助成百上千次，可见其甚或已将之当作了工作，源源不断从途中救助站获得给养“加油”。

其实，谢某“跑站”并非孤立的个案，他只是泱泱“跑站”队伍中一分子而已。这支队伍的存在，让有限的救助资源被“跑站者”瓜分、吞噬，使得一些真正需要救助的对象得不到及时而有效的救助。这应该引起相关部门高度警觉，并尽早想出破解之策，力使“跑站者”寸步难行。

不劳而获，“跑站者”为何能钻空子？

据报道，跑站现象最早出现在珠三角，大约始于2003年。当年，我国出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规定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只要符合条件，救助站应当及时提供救助。

设立救助站本是为了帮助急需救助对象摆脱困境，但有些人却把这当成了一种谋生手段，长期靠来往于各个救助站之间骗取救济，这不仅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更是对社会爱心的践踏，也扰乱了正常的社会救助秩序。以谢某为“典型”的跑站者，被救助这么多次，挤占了多少救助资源已不可知。

在对“跑站男”进行谴责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正是由于当前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存在漏洞，才使得“跑站者”有机可乘。这里面，对救助对象起码的资质审查、救济信息共享哪去了，值得拷问。

当前的社会救助方式主要以提供食宿、帮助买车票遣送为主，有些求助者给买了火车票以后，马上就到火车站退票换钱，如此简单且缺乏监管的救助方式，无形中培养了一批不劳而获的“跑站者”，同时各地社会救助信息沟通不畅，缺乏统一的救助信息登记平台，“跑站者”就可以利用这一漏洞，往返于全国各地的救助站，重复接受救济，把救助站作为自己的补给站。

帮助买车票遣送是救助站的普遍做法，本无可厚非，但客观上也为“跑站”提供了支持，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推死人过界”，免得在当地影响市容市貌及增加当地救助站负担与压力。像打排球踢足球一样，总想把“球”打到对方场地或灌入对方球门，但这只能是事与愿违，尽管飞出的“球”越踢越多，殊不知在踢出同时，也不得不频繁接“球”。

物尽其用，如何应对“跑站者”？

想要杜绝这种“跑站”行为，一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救助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对于恶意“跑站”人员，建立黑名单，避免救助资源流失，二是要健全社会救助链条，不能简单采用提供食宿和买车票遣返的方式，还应该建立后续跟踪监管机制，在救助站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对接，确保“应救得救”，三是明确救助标准，严格救助对象资格审查机制，尽量避免出现靠救助站吃饭的现象。

无论如何，救济资源该物尽其用，“用在刀刃上”，而不能容忍鸠占鹊巢。告别“跑站”，需要政府及相关机构合力而为，最关键是要冲破狭隘本位主义束缚，将资质筛查、救济信息共享做到位，避免让“跑站”者滥竽充数，侵占了本应属于真正贫弱者的救助资源。

此外，救助站不妨与一些心理救助机构合作，向谢某这样的“跑站男”提供专门的心灵救助服务，激发他们的自尊与自信，让他们最终自立起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社会救助本是“救急不救穷”，如果被那些“跑站者”钻了空子，成为他们的生存之道，不仅是对社会救助资源的极大浪费，还会挤占本应属于贫弱者的救助资源，更会对社会风气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只有堵住这些社会救助体系中的漏洞，才能让“跑站男”们“无站可跑”。

（内容据新京报、京华时报、中国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