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1日，陈松竹从北京出发，次日下午来到河南省邓州市文化路佳美商业广场5号店，商场旁边有条小路。他坐在自己的福特SUV轿车上，打开车窗，探头向小路尽头张望——那栋他和父母当年住过的老房还在，爷爷的坟墓就位于老房身后。

他想回去给爷爷烧把纸钱，思量许久，调转车头离去。

毕竟，家中官司未了。

2003年9月的一个深夜，三名不明身份的社会人员闯入陈松竹的家中，将两层小楼的门窗悉数砸坏，并在院子中呼喊陈松竹父亲的名字。彼时，陈松竹父亲患脑梗塞瘫痪在床，不能说话、不能动弹，不可受到惊吓。

在邓州警方抵达之前，三人离去。次日上午，陈父母被人告知：如果不走，或遭灭门，两人未及收拾行李即前往郑州避难。此后12年再未回来。

一份邓州市法院民事判决书显示：原告陈荣耀(陈松竹父亲)曾在2001年向邓州市东城办事处春风阁四组借款206408元，约定利率两分，后春风阁四组无力偿还，以书面协议形式将所属集体企业中的8间石棉瓦房以及地皮抵押给陈荣耀。

冲突过后，刘延涛在这块地皮上盖起了如今的文化路佳美商业广场5号店。

除却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妻弟这一身份之外，刘延涛还被指是邓州市通吃“黑白两道”的“最有势力”的房地产开发商。近五年来，由他旗下公司开发或参与开发的楼盘分别有金川花园、新御花园、金川美景春天、金川东王府、金川盛世等等，均位于“邓州市核心中央区域”。

当春风阁四组这种乡党体制与刘延涛的政治资源达成利益共谋之后，陈松竹一家即便在上世纪90年代坐拥百万身家，依旧无力对抗命运之急转。

时年22岁的陈松竹，告别北京某知名高校英语专业大二学生的身份，辍学返乡维权。2004年，他打赢了与春风阁四组的官司，无奈司法救济之路不通。他加入北京南站的上访大军，同时利用专业技能为电视台拍摄上访纪录片，可他后来意识到，信访制度与维稳制度的结合能产生像精神鸦片一样，足以毁掉他的一生。

而今，周本顺及其家族成员纷纷出事，陈松竹时隔10年后重返故乡。他认为，当地政府和司法机关是时候给自己一个说法了。

　　坠落的小康之家

邓州市作为河南省的一个县级市，过去十多年，同样裹挟于中国的城镇化大潮。

陈松竹在这轮大潮中失去的，不仅是8间石棉瓦厂房以及那块地皮，他家的两亩自留地和责任田上，在他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盖上他人的房子。与此同时，他所在的春风阁四组的80余亩农地，亦悉数被占用开发。

过去他家的老房子位于邓州城东，而今已是高楼林立的市中心了。

陈松竹父亲年轻时通过贩卖水果、烟火爆竹等生意，积攒起百万身家。

他记得很清楚，那老房子内，上世纪90年代便摆放着双开门的冰箱，电视机、音响，洗衣机等家电都是进口货。“我在上初中时就用上了电脑，那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家用电脑，安装的还是DOS的操作系统。”陈松竹也是学校第一批用上BP机的学生，上高中时“大哥大”开始流行，他同样较早尝鲜。

家庭的变故源自于春风阁四组组长换届。

新任组长上任后即宣称开始卖地，陈松竹的父亲彼时是组内的群众代表，也是略懂法律的“乡村能人”，他以土地属村集体财产为由反对组长私自卖地。

不过，他在春风阁四组属少数姓氏，那位新任组长则是组中的大姓，亦是依靠宗族支持当选组长。

“2002年下半年，我还在上大二，我爸突然得了脑梗塞，全身瘫痪在床，电话那头只剩下‘啊’‘啊’‘啊’的声音。”陈松竹听母亲说，家中出事后，那位新任组长不仅不还村集体借他们的20万元，还放话要让他们一家在邓州待不下去。

次年9月，陈松竹老家突遭三位不明身份之人打砸，他的父母不得不前往郑州躲避。后来他才得知，之前一年“只能放话”的那位组长，在与刘延涛达成土地出让协议之后，决定动手逼迁。

当年年底，周本顺自湖南政法委书记调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刘延涛在邓州的房地产开发随之步入快车道。

那年11月，陈松竹回到郑州探望父母。他们在郑州市郊区一座两层小楼内租了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单间，单间内只有一床被褥、一个小锅和一个煤炉。陈松竹的父亲也就瘫痪床上、口齿不清。床边摆放着一堆中药。

陈松竹带回一万多元，一部分给父亲治病，另外一部分拿给律师，开始与春风阁四组打官司。

此前22年，陈松竹从未体验过如此窘迫的生活，但在父亲患病、举家搬离邓州之后，父母不仅需要每年四五万的医药费开支，而且家中五六十万元的外债再也要不回来。陈松竹不得不辍学，以帮别人翻译文件、组建公司网络来赚钱养家。

这起2003年立案的官司，事实并无任何争议顺利经过一审胜诉，二审也维持了一审判决，2005年1月进入执行程序。

“当时我在邓州待了三天，邓州市法院给我的说法是这个执行难度比较大，让我找春风阁四组协商。”陈松竹尚未来不及与四组协商，便收到传来的话，“他们让我赶紧走，如果我敢去四组要钱的话，他们就不客气了。”

迄今他都忘不了对方威胁自己时的用词，“不是我杀了我，也不是宰了我，而是剁了我。”

　　上访的深渊

2004年时下半年，陈松竹无缘拿到大学毕业证书。那年夏天，他成为一个年轻的访民，厮混于北京南站的上访村。

9月一天，陈松竹来到北京南站附近的全国人大上访接待中心。他在正式上访之前专门去旁边的上访村学习了“上访经验”。

陈松竹戴着600度的近视镜，穿着一件真维斯的短袖和一条短裤，脚上的“金苹果”运动鞋系母亲购买于三年前，当时家庭尚未出现变故。一脸的学生气帮他“过关斩将”，来到全国人大信访接待中心门前。

通往全国人大信访接待中心大门的是一条小路。

“我一路走进去，两个胳膊肘不断撞到路两边那些截访的人。按照上访村的经验，不管那些截访的人怎么问我，我都不能说话。一旦暴露口音，极有可能被带走。后来还是有人拽住了我。我张口就是普通话，跟那人说我是学生，帮导师过来做调研的，他才放行。”待到陈松竹挤到门前，对方已经下班并且下午不再接待。

回到上访村，陈松竹开始了解那些访民的情况。

“我当时就想，这么多的冤情，也都是这么大的事儿，媒体难道不知道吗？”离开上访村次日，陈松竹开始给各家中外媒体写信、发邮件。绝大部分求助都如泥牛入海，只有一位叫Poppy的媒体工作人员在邮件发出第二天，给他打来电话。

陈松竹是用流畅的英文写就的邮件，这让Poppy很吃惊。她所就职的媒体接到过无数的上访信件，但从来没有一封是英文的而且还写的如此流畅。她后来给他配备了一个摄影师，希望他拍摄一下“上访村”的故事。

因为前往邓州拍摄成本偏高，这部纪录片未涉及陈松竹家里的事情。

半个多月后，这部时长8分钟的新闻纪录片播放了。片子开头选景在北京南站附近的地下通道。早晨6点，通道人流渐密，一位脑袋瘪了半边的东北男孩和他的母亲起床收拾铺盖。这个男孩来北京一家工厂，被工厂机器砸坏了半边脑骨，因工厂负责人不愿赔偿，至今没钱换上合金脑骨。两母子至此迈上上访之路。

片子介绍了信访制度。其中一段旁白由陈松竹撰写：信访制度伤害最大的，恰恰是那些最底层的人民。他们在北京上访时，过着非常悲苦的生活，每天要去菜市场捡菜叶子，用捡来菜叶子填饱了肚子，再一次去上访。上访成为唯一的精神信仰。

有关部门在片子播出后找到这对母子，只是那位工厂负责人已经跑路，赔偿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此后三个月，这对母子不断电话陈松竹打请求帮忙，陈松竹无力应对，后来也就不再接听他们电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