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劲松

（谨以这篇文字献给我的母校，还有渐行渐远的1980年代）

1986年夏天，我从西安转学到北京来读初中。我的母校并不大，但却身处于著名的王府井腹地，与东安市场、中央美术学院、协和医院相邻。那个时候我骑着自行车上学，每天都会经过中国美术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还有王府井天主教堂，一路上处处都是人文景观。也许正是这些古朴而庄严的建筑，无形中让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开始了对文化艺术的好奇与敬仰。后来我热爱上了写作，大学毕业后又投身于一个文化单位，并且工作至今，我当年的上学之路与人生之路颇有契合之处，现在看来，这或许并非只是一种偶然。当然，这是后话。

对一个少年来说，上学之路上最不能缺少的是同行的小伙伴。初中三年，我最亲密的小伙伴叫周涛。应该说，他是我转学到北京之后的第一个朋友。印象中整个初中时代，他为了矫正牙齿，嘴里一直布满了钢丝，“铁嘴钢牙”早已成为初中时代的周涛定格了的一幅画像。据周涛说，我们俩之所以总在一起玩耍，是因为初一时爬香山的一次活动。在那个没有“富二代”也没有互联网的年代，同学们最开心的就是节假日一起骑着自行车去某处“兜风”。有一回，七八个同学相约，从王府井出发，骑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到了香山。周涛说当年我个子矮小，但那次爬山我却是第一个把“鬼见愁”踩在脚下的人，并且比第二名早到了半个多小时，这个事实惊呆了在场的所有同学。记得那次下山之后，我们一起去了一家小饭馆吃面，席间有人提议喝啤酒，我和周涛就都喝了。后来他承认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喝啤酒，其实我也是，只不过这一点我到现在也没有告诉他。我还没有告诉他的是：那一次爬香山，我真的很累，累到头晕目眩，腿都要抽筋了。而我之所以这么拼，实际上只有一个想法：我要让同学们知道，个子矮的人未必一定弱小。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我们：虽然很幼稚，但都装作自己很“强大”很“成熟”，而内心里是渴望得到小伙伴们的认可，渴望得到并很享受彼此间青葱的友情。

初中时我开始写诗，并且陆续在《中学生》、《春笋报》、《东方少年》等校园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作品。那个年代，从老师到同学，没有人会认为诗歌是酸腐与矫情的代名词。因为有了写诗这个爱好，音乐老师点名要我给学校写校歌，后来她亲自谱上了曲，在学校里推广传唱，这也应该是初中时代我最为得意的一件事了。从初中开始，以至到后来的很多年，我发表的每一首诗，周涛都会很认真地阅读和点评。若干年后，我曾经有过一段失恋的经历，周涛很激动，说是要拿着我的诗去找我当年的女朋友，并且要告诉她：能写这么好的诗的人。一定是个好人。记得周涛说这句话时，双眼如炬，脖子上青筋暴露，与平时判若两人，这让我印象深刻，以至于为人处事是否能像个“好人”，成了内心里我对自己永远的一个标准。

关于周涛，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初三毕业之后，周涛上了一所中专，我读的是高中。在考大学的那一年，周涛特意跑来，请我在地安门的马凯餐厅吃了一顿“大餐”。在跟我干了一杯啤酒之后，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咱们初中那帮哥们儿，现在看来只有你有希望考上大学了，为了兄弟，你也不能“掉链子”。这句话对当年的我来说，似乎比老师和家长的教诲都管用。等我考上了大学，周涛已经开始工作了，每年寒暑假回京，他都会用自己微薄的薪水请我吃饭，席间喝的当然还是啤酒。

如今，我跟周涛都已年过四十，虽然还经常在一起小聚，但我们已不像当年那样，在路边小馆里肆无忌惮地畅饮着啤酒谈人生。我们的话题已越来越务实，主要集中于各自的工作和家庭，至于理想，只有偶尔一起去卡拉OK唱那些老歌时，才能依稀看到当年的一些影子。我们共同的母校随着后来的教改，也被并入了65中，但我还是想告诉您她的名字：北京市第168中学。我记住这个名字，并不仅仅因为，在那里，我第一次会在女生面前脸红心跳；也不仅仅因为，在那里，我开始学会了写诗；甚至并不仅仅因为，在那里我有了一群像周涛那样情同手足的朋友；最重要的是：那里，是我们青春开始的地方。

昨天，当我下班坐地铁回家，同时在构思着这篇文章时，我看到了几个穿着同一所学校校服的中学生。在各自找到座位之后，他们无一例外都低着头玩着自己的手机，并且一路无语。现在的同学之情难道也越来越“虚拟”了吗？我因此而决定，一定要约上周涛他们，找时间再去爬一次香山。虽然我们的身手已不比当年了，但至少眼下，我们还有着在一起向上攀登的愿望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