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召回制度

黔西南州一共梳理出“在其位不谋其政”“庸懒散漫混日子”等30种基本召回情形，明确要求对不想干、不会干、完不成年度目标任务、闹不团结、违规违纪等“五类干部”进行召回。

此制度分5个步骤：下发预警通知、提出初步名单、会议集体研究、开展交心谈心，公示召回对象。

制度与被召回干部的“四子”挂钩：经集中教育和跟踪考察后仍不胜任原单位工作的，将被转岗、免职、降职、辞退甚至解聘，让他腾“位子”；各渠道公开曝光，让他丢“面子”；视情形扣发奖励性绩效、工作性津贴、承担集中教育培训费等，让他丢“票子”；用约谈提醒、跟踪考察、思想教育等方式，帮他洗“脑子”。

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实施一年有余的“干部召回”制度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可，各地政府部门纷纷登门取经，然而8月21日贵州省纪委监察厅网站的一则消息，则宣告该制度“鼻祖”郭玉海涉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郭玉海系黔西南州副州长兼兴仁县县委书记，他的被调查让当地官方陷入尴尬境地，兴仁县一向被认定为是“干部召回制度”的原创地，作为时任兴仁县一把手，郭玉海自然被认为是“干部召回制度”的“鼻祖”。而如今，兴仁县被强调只是一块“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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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新政

主政兴仁首推“干部召回”

去年9月，干部召回制度在黔西南州兴仁县实施，一个月后，此制度在全州全面铺开。

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干部召回制度”均备受推崇、赞誉。主政兴仁县的郭玉海，被普遍认为是此制度的“鼻祖”。

去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对此制度进行了头版头条报道，正文一开始，它就描述了郭玉海与妻子就“干部召回制度”进行的一场家庭辩论。郭玉海妻子认为此制度过于严苛，而郭玉海回答说：“制度的目的，就是要在党员干部中形成震慑，不作为就要被召回，对谁都一样。”

兴仁县组织部干部股工作人员赵海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当地的干部召回制度，从最初规定的6种召回情形增补至12种情形，后又扩展到24种情形，是一个循序渐进、摸索总结的过程。

此制度对党员干部形成细化约束，以12种召回情形版本为例，工作不思进取、不谋干事，思想不纯、信念动摇，各自为政、拉帮结派，在危难险重任务面前和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危时畏缩不前、临阵逃脱等12中情形被列为召回对象。

兴仁县县委一部门负责人称，制度推行后立竿见影，“迟到、早退等现象消失了，50岁以上没有职务的老同志也开始发光发热，干起活来十分卖力。”

郭玉海曾就此制度接受了多次访谈。去年10月，他接受当地广播电台采访时提到，2013年6月份，当地就提出对“庸懒散慢浮腐”6种现象进行整治，有150多名党员干部被召回。“干部召回制度主要解决干部要有激情、有状态的问题，下一步要把它变成一种更科学更有效的制度，来促使干部保持尽职尽责。”

今年1月14日《人民日报》的另一篇相关报道中，郭玉海称：“汽车有瑕疵，都要被召回，人亦如此。如果不管不顾，耽误的是党的事业。”该报道称：兴仁县是干部召回制度发源地。

“不是他的原创”

1月14日《人民日报》的文章还提到：“根据兴仁县的探索，黔西南州整理出了30种‘惰政’现象供各地参照，并在所有区、市、县和州政府办、州人社局先行推广干部‘召回’制度。”

不过，成都商报记者于8月底在黔西南州走访期间，所接触的当地官员都着重强调，兴仁县既不是干部召回制度的原创地，郭玉海亦不是此制度的“鼻祖”。

黔西南州州委组织部副部长、州党建办主任张茂表示，此项制度是在全州统筹下展开的。他说，当地通过调研发现，一些基层干部甚至一部分领导干部存在惰政、躲政，懒政行为后，决定向这些不良习气进行整顿问责，将不胜任现职的干部进行召回管理。

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兴仁县是此制度的试点县，“除兴义市外，它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排名全州第二。”另一个试点单位则是黔西南州人社局，“州人社局有职工160多人，服务群体较广，跟民生息息相关，对干部职工而言条件相对较好，属热门部门。”

在当地看来，此制度整顿了官场风气，还为经济、教育、体育等领域的发展保驾护航。张茂介绍，上半年生产总值增速，贵州排全国第二，黔西南排贵州第一，今年贵州省文理科状元均出自黔西南，贵州省第九届运动会，黔西南史无前例地拿到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黔西南州州委某部门负责人则称，实际上，干部召回制度，雏形发源地并非在黔西南，只不过在黔西南发扬光大，“这种批评教育的形式一直存在，只不过兴仁县借助了汽车召回概念，让这个制度更加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