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剑老人讲述自己的抗日故事。京华时报记者 陶冉 摄

老兵档案

姓名：马剑，年龄：94岁，住址：北京市朝阳区广渠门南滨河路

学生弃笔加入挺进队

我叫马剑，山东聊城人，1921年出生，今年94岁了。我在1938年参军，同年12月入党，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1943年10月，我因腿病入院，后被检查出肺结核、眼病，治疗了整整一年。1956年，我被调任至公安部政治部工作，1985年5月离休。

1937年，我16岁。卢沟桥边燃起战火，我跟随四叔扛起自家长枪，加入了抗日自卫团。自卫团共100多人，编成一个连队，并进行初步的军事训练。我年龄最小，同样要持枪站岗、巡逻。

1938年初，我骑车进城遇到一起读补习班时的同桌，他说：“战事吃紧，复学已经无望，头年暑期城里闹水灾，范筑先身先士卒。此番日军入侵，范筑先二儿子范树民组织了青年抗日挺进队，抵御外辱。”

范树民和我同在二中读书，高我一年级。我对他早有耳闻，便让同桌带我到挺进队。范树民上下打量我一圈说，“年纪小了点。”同学在旁称，“他个子不低呀。”范树民点点头。如此，我便入了挺进队。

我们着灰色军服，进行军事训练，范树民为大队长。党组织为争取这支青年武装，派共产党员闫戎、民先队员何方先后到队，担任政治主任和大队参谋长。他们开设政治课，为队员讲解战争形势。

遭遇伏击突破包围圈

1938年8月，为配合武汉保卫战，挺进队挑选了60名队员，开赴前线进行武装宣传。

部队移驻德州齐河县坡赵庄后，次日凌晨大家听到枪声。闫戎带我和另一人到村北头打探消息，回来时大队已经转移，只能继续南撤。跑到街口，埋伏的敌人向我们疯狂射击。

我们改向西南方撤退，周围响起枪声。我们潜进一处高粱地，敌人盲目扫射。走了约100米，我们放缓脚步，但又听到两声枪响，于是卧倒向对方还击，终于突破了包围圈。

回到司令部驻地后，我们得知大队伤亡过半。敌人派出一队骑兵，对我方重伤乃至阵亡者，采用刀劈、马踏等方式进行蹂躏。我方用老式步枪和手榴弹进行还击，范树民、何方等人牺牲。

突围后，闫戎命我和另一人，护送三名伤员回聊城治疗。躺在担架上的一名伤员叫喊着，“一定要把日本强盗赶出去，一定要报仇。”此后不久，便断了气。这声音我至今难忘。

抵达聊城，我接到六叔从镇里打来的电话称，全家人都为我着急。经大队同意，我回到马坊村。

抵制反动分裂坚持入党

那天到家后，村里面逢人就问战斗的情况。有人说“你命真大，有福不享去当兵图啥”。亲友们来家里看我，谈及我的去留，无一不为我的安全担忧。但我坚决表示想继续抗日。

四天后，我动身归队。队员情绪未稳，有几人为保命偷偷离队。而此时，国民党内一些反共人士，也想趁机分化挺进队。

一日，我同几名队友到城里，遇到一名着黄色军服的少校。他朝我们走来，问我们的年龄和学历。他说，“你们年轻人前途无量，按年纪，理应在学校读书。为救国抗日，参加了挺进队，可惜大队长阵亡，人心都乱了，你们不如到开封军官学校，我可以为你们介绍。”随后，他话锋一转说，“范筑先净用些共产党员，他和共产党不分彼此，鲁西北已红了半个天。”这时我才明白，他是在进行反共宣传，诱导我们离开挺进队、离开共产党。

次日，我和队友相约，将此事汇报给闫戎。此事更加坚定了我追随共产党的决心。几日后，有人找我谈话，征询我对共产党的看法，并向我介绍《共产党员须知》的小册子。这年12月，我正式加入了共产党。

讲述·弟弟

受影响9兄弟7人参军

我叫马怀英，是马剑的表弟。1928年出生，今年87岁了。哥哥参军离开后，南宫县一度成为敌占区。他顾及家人，8年未归也未联系，我们以为他不在了。1946年5月，大批干部被调至东北，哥哥是其中一员。部队途经临清县，距马坊村很近。那一天，我走在村里，听说村口来了两个兵骑着马。邻居说，“不会是你哥哥吧？”我过去一看，真是，赶紧跑去和他母亲报平安。

哥哥说这些年到过河北、太行山和陕西延安，我说也想参军。几天后，他带我和另一人到辽宁丹东，等待时说辽宁旅大需要干部，让我们改道过去。当时旅大是苏占区，哥哥被分配到市公安局中山分局任副局长。市委组织部长杜平知道我是新兵，他问我，“你这小鬼想干什么啊？”我答，“想学习学习。”杜平时任旅大建国学院副院长，让我去了那儿。

我在旅大建国学院只读了半年，又到警官学校学习。我们与汽车学校隔了一条马路，我得知他们毕业后能到前线，就转到了那儿。1948年底，我参加了平津战役，随后赴西北作战，参加了兰州战役。

我家中共9兄弟，7人参军，都是受哥哥影响。对于我们，他从不多说。只有一次，他致信鼓励我到前线，不要留恋大城市。他父母到旅大看他，大包小裹，他不肯用公车，到街上叫了一辆。这些年，他身教胜过言教。

讲述·女儿

右眼近失明仍坚持工作

我叫马晓真，是马剑的大女儿。1951年出生，今年64岁了。我曾经下过乡，也当过兵，大概在1970年前后，我从黑龙江北大荒到云南。部队里条件苦，战士们多数年龄相仿，挤在一间土房子里居住。每天早6点多起床，跑操、训练。我们所在的是导弹基地，也会接触技术问题，如导弹参数等。

在我当兵第三四年时，第一次有了探亲假。单程70多小时的火车，一共只在家10日。但我不觉得苦，也许和家庭教育有关。我这辈有姐弟三人，经常听父亲讲抗战的故事。

父亲是长子，早年他回家，把几个叔叔都带去当了兵。父亲在部队从事政治工作，1943年因腿病入院，会诊时发现肺结核和眼病，右眼几近失明。这样治疗一年，拄双拐回到工作岗位。调任至公安部后，父亲公差到过各地，对名胜古迹皆不清楚，每次办案即回，绝不多留。现在他眼睛只能看清人影，依然坚持用放大镜圈出标题，让旁人为他读报。

母亲也是党员，二老没刻意要求我们什么，但有些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们姐弟三人的工作、事业发展和个人生活，全是依靠自己创造，从未奢望或依靠父辈解决什么。他们这样不畏困苦、原则性强，这些品质是给予我们最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