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0年代，电视还不普及，广播的重要性显得非常突出。从开国大典开始，中央台的转播台就设置在天安门城楼上。随着时间推移，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中央领导和嘉宾越来越多，如果没有特别支持，是很难协调转播台的位置的。刘振英回忆，周恩来总理曾经多次强调，中央台的机位、话筒安放等都要优先照顾。周总理表示，虽然观礼的人很重要，但是中央台的机位必须保障，让全国人民都能听清楚庆典仪式的盛况更重要。

同步直播的秘诀：小纸条

刘振英回忆，报道那些年的国庆庆典，作为时政记者的他提前一周就开始睡不好觉，每晚都在琢磨如何才能顺利完成任务，而他也确实想了不少办法。

为了保证广播与现场同步，他会提前把所有的流程都梳理好，把城楼上可能发生的事情，提前写成若干个小纸条，随时递给播音员。“那个时候毛主席会坐电梯上天安门城楼，在电梯旁会有专人负责。主席一走出电梯，这个人就摆动手中的旗帜向城楼前方示意，位于金水桥的军乐队就开始演奏《东方红》。这时，我就会把写有‘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登上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地向天安门城楼中央走来’的小纸条递给播音员，立刻播出。”刘振英说。

“排名单”背后的故事：政治的风向标

在时政报道中，“排名单”是一项基本功，也是最让时政记者费脑筋的一项工作。尤其在刘振英早年从事时政报道的工作生涯中，只要是登上城楼的领导和嘉宾，活动一开始都要把名字报出来，而这份名单有时长达上百个。在那个时候，“名单”中有谁无谁，很敏感，甚至成了中国政治的风向标，所以记者的压力是很大的。

1970年的国庆节焰火晚会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在审阅稿件时，将刘振英原稿中的“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康生”，改为了他的名字和康生的名字不再常委名单中提出，而是按照姓氏笔画加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里。后来才知道，在当年8月举行的庐山会议上，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已经被责令检讨。这样出席国庆焰火晚会的常委中除毛主席、林彪外，就只有周恩来和康生了。为了避免国内外的议论和猜测，周总理才做了这样的安排。

中央台现场转播发生改变：从大而全转为简而快

1971年的五一节焰火晚会上，刘振英得知康生因病不能出席。这意味着登上城楼的常委除毛主席、林彪以外只有周恩来一人了。“排名单”再次让刘振英犯了难。

“我知道自己会受批评，但还是得硬着头皮去请示总理。”刘振英说，这时距离毛主席登城楼只有10多分钟的时间了。“周总理正从城楼正厅往外走，我和总理在大门内碰个对面。我拿着稿子对总理说：‘康老今天因病不能出席了，总理您的名字这样排是否合适？’周总理非常着急说：‘情况这么紧急，你又是实况转播，为什么非要报那么多人的名单。我的名字非广播不行吗？你这年龄不大，文化大革命把你的脑子搞僵了？你现在只报毛主席、林副主席，其他人员只报职务，报方面，不提具体名字不行吗？明天怎么广播，晚会后我们还可以再商量，现在实况广播不要报那么多的名单嘛！’.......”就这样，刘振英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修改了转播稿。

事后周总理问起转播的情况，刘振英如实作了回答。总理说：“这就很好嘛。”刘振英回忆，周总理的这次批评，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现场转播有了新的改进，直到现在，所有的实况转播都采用先简化名单，事后在重播的录音报道或文字消息中再补发大名单的做法。

“我是一名记者，这就是我的位置”

提起当年的种种，刘振英总说“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对于自己的人生和工作经历，他仍是充满了谦卑，他说，人一定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是历史把他推向了这个平台，他才能发挥自己。“我是一名记者，这就是我的位置。无论历史多么恢宏，我只是它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记录者，这是原则，原则是原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