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庆35周年阅兵直播报道的两名备份播音员之一，于芳全程参与了前期的彩排演练。在阅兵当天，两名正式播音员走上天安门城楼，而她则回到中央台的工作间，在广播里听完了当年的阅兵盛况。

“每次这种重大阅兵式，播音员都有备份，两个上城楼，两个作为备份。备份的播音员也要全程参与筹备和彩排。”于芳说，“阅兵的队伍不也有备份吗？播音员也一样，所有的流程都跟着走，但是最后不上场。”

但备份人员并不是仅仅在一旁观看。由于电台的信号并不能传递到广场上，那一年的彩排，于芳在观礼台上为现场观看的人群进行解说。

“转播稿件修改了十版 力争分秒不差”

1999年，适逢国庆50周年大庆。于芳作为正式播音员，登上天安门城楼进行播音。10月1日那天，于芳和她的搭档丁然手里拿着的转播稿，已经是第十次修改后的版本。为了保障直播的准确性，直播组用DV把彩排时的视频拍摄下来，一遍遍地演练，再将转播稿一遍遍地修改，就是为了能在阅兵当天，播音员的解说词能跟现场的方队做到“分秒不差”，同步进行。

“8月份中央台就组织了报道队伍。第一次演练是9月初的一个晚上，完全是懵着来的。那时候黑灯瞎火，根本分不清是哪支队伍，解说词也特别长，一百多页的稿纸，根本介绍不完。之后就一遍遍地换稿，想办法让解说词和队伍能够对上。”于芳回忆。

“盲播” ——听音识别队伍

转播预案做得再完善，也会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与其他年份不同的是，1999年，中央台的直播台位于在天安门城楼的西边。这意味着，播音员无法在第一时间看到自东向西来的阅兵队伍。于芳回忆，那一年，播音员几乎是以盲播的状态完成了工作。

“在大家的印象中，天安门城楼的地势很高，视线应该很好，但直播席距离观礼的人群不到一米，还有很多的设备，非常影响视线，站在西边看不到东边。”于芳说，不同的音乐代表不同的队伍，“只能从听觉上去校准，换音乐，换队伍，播音员就换解说。”

突出广播特色 ：“技术专门有人拿着话筒跟着队伍收音”

虽然面临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于芳回忆，在1999年的国庆阅兵直播中，中央台仍旧采取了不少创新手段。那时电视已经在中国得到广泛普及，为了与画面感极强的电视直播区分，突出广播特色，中央台将报道的重点放在了大阅兵的幕后与解读上。解读游行队伍的编排、动作、设计及背后的故事。于芳说，“在解说词的写作上，综合运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给播音创作提供了特别广阔的空间。”

为了将现场的标志性声音传递给听众，技术人员花费了不少力气。“比如国庆时的升旗仪式，要想把国旗班整齐的脚步声从广播中传到全世界，技术部门专门有人拿着话筒跟在国旗护卫队的后面收集声音。就在正步声、礼炮声中，我们同步念着解说词。”

较之前更慎重的是，那一年，中央台采取了“一主七备”的方式。“七备不是说七对播音员，而是七种方式的备份，比如通过卫星、转播车等方式来保障播出，应对突发状况。”万幸的是，中央台所启用的备份没有用上过。

两分钟的遗憾

遗憾并不是没有。50周年阅兵时，地面部队的检阅比预定时间延后了两分钟。空中梯队的飞机从北京周边的机场提前起飞，仍按预定时间抵达，所以新型导弹部队和空中梯队同时出现在了天安门广场。当即，于芳在解说中把导弹部队先略过，优先解说了空中梯队。

于芳说，“城楼上的播音台是开放式的，为了防止翻纸的声音影响播音，我们手里攥着的一百页稿子都没有装订。那天风还特别大，万一没拿紧，就飞出去了。”

“中央台从开始不会缺席 今后也不会缺席”

谈起中央台的历史和她记忆中的诸多细节，如今仍旧在播音一线上继续奋斗着的于芳，对这份工作有着自己的理解。她说，每一次的大型活动，承担直播活报道的媒体都是最早抵达天安门的。“中央台作为报道的主力，应该把我们能做的做到最好，不断创新。从我的理解上来说，在一代代广播人的耕耘引领下，我们广播电台从一开始就没有缺席，今后也永远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