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上海市闵行检察院案件受理中心，正在接收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材料，受理后将按案件风险等级分给检察官。

去年7月，上海作为全国首批司法改革试点省份，率先在全国先行先试。一年来，通过确定检察官员额、实行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等，上海检察系统打破过去的三级审批制，检察官独立作出决定的刑事案件从过去的68%，上升到82%。

过往

职务晋升是唯一通道

从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一路奋斗到闵行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胡智强走了12年。

长期以来，法官、检察官参照公务员序列的模式，所有的奖惩、福利待遇都只能依靠行政职务的晋升。升上去的，渐渐疏离了一线办案，升不上去的是大多数，拿着与公务员一样的工资，肩负着守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重任。而卡在中间的是胡智强这样的青年骨干，一年近百件案件成了基本配备。除了办案，调研、写材料、开会、学习，还要主持管理公诉科的日常事务。

“如何让检察官成为司法办案主体，如何放权、控权，如何让检察官有权、有责”，就成为本轮检察权运行机制改革、完善司法责任制的重中之重，上海市检察院研究室主任陶建平认为，过去把检察官当普通公务员管理，改变待遇只能靠职务晋升，现在把检察队伍专业化，给予特殊待遇，放权让其办案，同时承担一定责任。

改革

全市统考“筛”检察官

作为试点中的试点，根据上海市委政法委的部署，上海检察机关确定二分院、徐汇、闵行、宝山区院为改革先行试点单位。四家检察院改革前有检察官585名，占队伍总数的57%。

而《上海检察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提出了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分别占队伍编制33%、52%、15%的员额控制目标，希望确保85%以上的检察人力资源投入办案工作。这就意味着，至少有200多名曾经的检察官将无缘入额。2015年3月，刚过完春节，一场牵扯复杂利益调整的改革真切地发生了。

除了参照入额要求，“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相应的办案能力和办案经历、一般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或硕士以上学历学位等资格条件”，所有人都要重新考试。不单单是检察院，51岁的上海市二中院审判监督庭法官王亚勤，从1985年就进入法院工作，面对改革，她也要复习，跟比自己小一二十岁的年轻人一起统考竞争上岗。

变化

独立办案打破三级审批

最终，上述四家试点院首批共有308名检察官入额。

长期以来，检察院实行三级审批办案模式，一起案件通常是由检察官承办，办案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这种办案模式的最大特点是集体智慧，一些青年检察官并不讳言，“反正后面有人帮你把关”，但一个缺点是战线拉得太长。

以批捕为例，公安机关移送过来的案件，法律规定7日以内要做出是否批捕的决定。7天，扣除周末和各级领导审批时间，真正留给办案人员的时间并不长。一个涉及人身自由的批捕决定，需要完成阅卷、审查初步证据等，压力可想而知。

闵行区检察院检察长潘祖全认为，这种办案模式下，审者不定、定者不审弊端凸显，一旦发生错案、不诉、撤回起诉等案件质量问题，有关人员共同承担责任，导致权责不分明的矛盾。

为此，改革启动后，潘祖全首先推动的一件事是打破原来的业务科室设置，把入额的检察官重新组合，设置26个主任检察官办公室(办案组)，每个小组由1名主任检察官、2名具备独立办案资格的检察官、2名检察官助理和1名书记员组成，直接对检察长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