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罪，希望能给我一个机会。”周世锋的认罪忏悔，9名律师和相关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锋锐律师事务所罪案在律师界引起不小的震动。大闹法庭、炒作舆论、人肉法官的办案方式不仅让周世锋等人自食苦果，也在“死磕派”律师中掀起不小的波澜。

有人找出人民日报近期刊发的《律师不该热衷舆论“死磕”》《律师不是“法律商人”》《律师怎样拥抱法治大时代》等文章，认为是打压律师群体的一个信号。的确，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律师担负重要的使命，但是就像文章中说得那样，律师应当做尊法、守法、学法、用法的楷模，而不是沦落为兴风作浪破坏法治的“推手”。律师法有明确规定，律师“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利用媒体或者其他方式，煽动、教唆当事人以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手段干扰诉讼、仲裁及行政执法活动正常进行”、“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等行为均属于违法，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笔者已经说过，“死磕”并不是贬义词，它体现了一个律师的较真态度和对法治精神的遵循，所以也有人将“死磕”律师称为“较真”律师。笔者无意为“死磕派”律师洗白，而是希望公众弄明白一件事，律师热衷“死磕”本没有错，但要看他们“死磕”的是法律还是舆论。出于维护法律尊严和追求真理而“死磕”，那无疑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一支健康力量；相反，用舆论裹挟真相，用制造冲突的方式吸引关注，则有辱法律正义和社会文明。

法庭内大闹，法庭外热炒，一些律师乐此不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闹”得有效果。眼下在中国，很多问题在“闹”中解决。针对此种现象，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要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决不能让那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现象蔓延开来。

“死磕”律师和“死磕派”律师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如何区分“死磕”和“死磕派”？又要如何区分“死磕”法律还是“死磕”舆论？

我们拒绝舆论干预司法，并不意味着，只要看见有律师借助互联网推动案件进展，就要为其戴上“死磕派”的帽子。不可否认，确有一些律师逾越法律红线，为了吸引案源、赚取钱财、提升名气，组织访民把普通事件炒作成敏感事件。他们的宗旨是要把事件炒大，大到让老百姓上街，发生官民冲突，造成流血事件，最好国际社会介入。这种做法与其说是为民维权，不如说是绑架民意实现自我炒作。而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决定了政府不可能对这些社会冲突坐视不管。这些“死磕派”律师虽然在整个律师队伍中只占据很小的比重，但是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一些律师甚至将粉丝数视为提高身价的砝码。当律师将战场转移到舆论场上的时候，很难以想象，他们要如何筑牢自己的专业领地。当然，在这里，笔者仍然要澄清一个观点，律师采取　“跟丫死磕”的态度，为弱势群体维权，据理力争、抗议社会不公正，不仅不违反职业操守，而且是借助网络平台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一步，关键看“磕”的是法律，还是舆论。

连日来，有关“死磕”问题已经引发学界业界的广泛讨论，事实上，究竟何种“死磕”才是正义的，并不难解。律师的职业属性远远超过个人属性。律师“死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事人的坚持。因此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涵养社会法治信仰，必须要让公众明白，站在违法的轨道上维权，得不偿失。律师要敢于碰硬，敢于啃硬骨头，但是无视事实真相，故意与政府作对的极端做法，只会让他们站在法律的对立面。倘若真像以“死磕律师”而闻名的杨学林所说，律师死磕的原因是“办案机关明显且严重违法，当事人已经死磕且强烈要求律师死磕，不死磕已经别无法律通道”，那么，我们今天也就无需耗费力气去分辨“死磕”与“死磕派”了。

（中国青年网特约评论员　叙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