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神州】特别节目“追忆成思危”

历经大时代，逆境不沉沦。

成思危：真的把我的出生证拿出来了，还有我的大脚趾的脚趾印

慷慨陈词，但求问心无愧。

成思危：所以将来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的发言能够公诸于世的时候，你可以核实一下我是不是这样做的。

居安思危，心忧天下敢直言

成思危：如果不依法处置，实体经济是有很大的隐忧的。

吴小莉：我们来谈谈股市吧。

成思危：你听明白我说的吗？

吴小莉：听明白，完全明白

【问答神州】特别节目《追忆成思危》。

主持人：2015年6月15日至7月7日，上证指数在16个交易日内狂泻近1500点，狂飚突进的牛市遭遇了突如其来的震荡，唱空中国经济的声音四起。这让我想起去年采访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经济学家成思危的时候，他的“盛世危言”。我不禁会想，一向对于中国经济持审慎乐观态度的成思危，又会如何判断分析今天的经济走势。然而就在股指回升、震荡和缓的上个周日，噩耗传来，成思危于2015年的7月12日的凌晨0时34分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0岁。成思危与我们问答神州的栏目结缘良深，2007年的1月6日，问答神州开播时，他是第一位受访的嘉宾。2010年的后金融危机时代，2014年的9月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成思危又曾经两度接受专访。于是，我们把前后三次对他的采访，尤其是以往限于篇幅，没有播出的他的人生故事，重新剪辑，以此送别成思危。

1935年，一纸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使得中国在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于日寇之手。风声鹤唳中，中国爱国著名报人成舍我，与留法归国的妻子萧宗让喜获麟儿。成舍我给儿子取名成思危，寓意“居安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

成思危：我父亲他从小就是对我，他也是有一种期望，所以四岁就教我读唐诗，包括母亲也教，六岁开始就读《资治通鉴》。这样的话，就使得我对知识分子出身的那种，宰相等等这些充满了仰慕，我最佩服的是诸葛亮，还有范仲淹什么这些，中国古代的这些知识分子，所以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在我心目中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一种愿望，就能做得像他们这样的人。

主持人：你现在这个位置跟角色有点像出谋献策的一个策士？

成思危：对。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刚毅，职工都有点怕他，所以他外号叫“大皮鞋”，所以在报社的职工，一听他的皮鞋响了，就说大皮鞋来了，所以后来我也有个小皮鞋的外号，我母亲正好相反，她非常温柔，非常平和，对人非常好。父亲对我们好像比较遥远，也比较威严。而母亲就是我们身边的守护神，和我们的朋友。所以跟母亲的感情，说实话是，在当时来觉得，还是确实比较深。

1951年，成思危随着家人躲避战祸，已经迁居香港两年有余。16岁的成思危，当时的偶像是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高觉慧，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他对新中国心生希望和憧憬，决意回到大陆。为此他瞒过了父亲，向母亲辞行。

主持人：你那时候压根儿就没打算跟你父亲说？

成思危：对，因为跟我父亲说肯定他不同意，那不就麻烦了，对不对。

主持人：你是怎么说的？母亲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成思危：当然我母亲第一次反应是，当然是不同意的，说你一个人才16岁，你回到那个共产党统治的地方，我不放心。当然我母亲知道我思想是左倾。所以她也是劝说，但是她看我很坚决，她后来还是，没有坚持。

不忍见母亲分离时的泪眼，成思危借口只是与同学出游，怀惴着家人的照片，提着一只手提箱，独自一人跨过罗湖桥，返回内地。他没有料到，这一去便是与母亲的永诀。

成思危：我一直到1972年，我小妹妹成露茜从美国回来，才告诉我，母亲去世的消息，当时我心里是非常难过，就我母亲去世，我没有在她身边。而且据我小妹妹说，她去世，临终的时候喊我的名字，所以这也就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缺憾。所以我1990年到台湾去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去给我母亲上坟。

在建国初的特殊岁月，年轻的成思危曾经胸前别着钢笔，以干部身份被调入大学培养和重用；也曾经在成为了化工专家以后，手捧一本《锅炉学》，在锅炉房下放劳动。成思危谨记父亲在他十二岁生日那天写下的赠词——自强不息，几十年后，他曾经把这份“最珍贵的遗产”同样送给十二岁的女儿。

成思危：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因为我这个家庭出生，特别是我一个人从香港回来，很多人都很难相信，说你回来一定是有特殊的目的，所以当时给我安了一个就叫特嫌，就特务嫌疑。当时在最严峻的那几个月，就把我放到锅炉房去劳动。改造吧就是。顺境不懈怠，逆境不沉沦，要做到这样才能真正自强不息。所以我到锅炉房的时候，我就想，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好机会，我可以研究研究锅炉学，所以我当时从图书馆借了一本《锅炉学》。1972年的时候，对我的审查基本也都结束了，当时最大的怀疑就说我隐瞒了年龄，那怎么办呢？我想起来了，我母亲告诉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我就提供了这个证据，结果他们到北京协和医院真的把我的出生证查出来了，还有我的大脚趾的脚趾印，所以这下铁证如山了，就说明无从怀疑我了，我不可能16岁，14岁就受特务训练，所以这样子就算解放了。

改革开放之初， 46岁的化工部官员成思危，已经在行业内小有名气。他决定赴美留学，选读的专业，却不是热门的化工本行，而是当时冷僻的工商管理。

成思危：当时我有些好朋友就是说你是不是有神经病？你现在你已经是主管一个专业的工程师了，你到国外镀个金，回来，那将来你前途无量，你学管理，那个资本主义那一套，学完了回来不能用，你干吗去学呢？我当时回答是这样，我觉得通过文化大革命我确实感到中国科技落后，但是管理更加落后。

不然的话，你像文化大革命时候，很多优秀的科学家都到干校都种田去了，那你再好的科学家怎么发挥作用？如果读科技，我个人可能能够有比较大的声望，比较大，但是我觉得可能中国更需要管理的人才。

1994年，59岁的化工部副部长成思危仍然是无党派人士，他即将退休，此时，他又作出了另外一个出人意表的选择，加入民主党派中国民建。

主持人：您当时是怎么考量的？

成思危：1994年底，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老先生请我吃饭，当时孙老一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说我知道你在政协很努力，他说你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但是你这些建议可以说高层，最高层根本看不到。你想一年多少政协委员发言，领导可能都看，不可能都看。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党派，就不是你个人了，是代表一个党派，那就有机会了，把你的意见传达到最高层，你不是想报效祖国吗？那么这是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