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分包到户，从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经营，于农民而言相当简单，过程不复杂，方法易操作。但是，于政府而言则不然，正所谓“兹事体大”。三十年前，围绕集体种还是分户种，从地方到中央，从普通群众到高级干部，发生了激烈争论甚或斗争。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马列主义”“修正主义”，从基层到高层，从 文人学者到干部领导，既有理念对立也有权力冲突。个中缘由何在？窃以为，皆出于“政治”。

家庭承包经营本身属于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但是，这个创新的过程显然是个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是万里。关键时刻，万里为推进改革贡献了扛鼎之力。如邓小平所言，“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民间则有谚语“要吃米，找万里”。现在，这场改革的发轫过程已经成为三十年前旧事。但是，重温这个历程，特别是重温万里在此期间的言行，对于总结农村改革经验，透视农村改革的政治逻辑，探讨继续改革的策略思路，可谓启示良多。

1995年9月，经过编辑组两年的工作，《万里文选》正式出版。十月的一天，我去人民出版社取了文选的稿费。稿费是现金，我用一个塑料袋装好，直接来到万里办公室。当时，他正坐在沙发上看一份大字版的《参考消息》。我告诉他这是文选的稿费，他问了句：“你们也有吗？编辑工作很辛苦。”然后，他嘱咐秘书沈梦罴说：“捐给希望工程吧。”至此，文选编辑工作基本结束。但编辑组并没有解散，而是继续编辑《万里论农村改革》和《万里论民主与法制》两本书。1996年夏天，两本专题文集的编辑基本完成。

1993年夏天，万里在大连休息。这时，他刚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在这期间，王郁昭与万里见面时，开始酝酿文选编辑的事情。在大连期间，我作为随行人员参加了有关活动。在随同考察当地乡镇企业的时候，间或说过话。初次交谈，看着他的眼神，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两个成语：“目光如炬”“阅人无数”。

编辑组成立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同志专门召集编辑组开了会。这是个只有七八个人参加的小会。开始，李瑞环高度评价了万里在改革中的贡献，多次提到他本人与万里的交往。他讲到万里在50年代担任建设部长时，曾经花了很大功夫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曾经想写一本中国建筑史。在担任北京副市长时，万里是十大建筑总指挥。就在那个时候，万里发现了当时的人民大会堂工地的劳动模范李瑞环，此后便是多年的栽培。李瑞环关于万里的介绍可以说是热情洋溢，挥洒自如，娓娓道来，没有丝毫官场气息，就像一个年轻人向人介绍一个亲切尊敬的长辈。看得出，他对万里不仅有很深的了解，而且有很深的感情。在谈到文选的编辑方法时，他讲了中国历史上一些文选的编辑特点，特别提到了《昭明文选》，可以看出他读书广博。通常，人们只知道李瑞环是木工出身，学历不高，但是这次谈话使我领略了他的丰富学识。他还提出可以尝试文选编辑体例方面的创新，可以探索按照内容来编文选，而不是按照时间来编，这样更方便阅读，内容更加集中。

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选编辑组一样，《万里文选》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不同的是，这个编辑组的编辑人员，没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人员。编辑组是临时成立的工作班子，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辑组长是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副组长是王郁昭和吴象，吴象负责具体编务。开始，编辑组的办公地点在西黄城根北街2号的全国人大招待所，后来因为这个地方重新修建，编辑组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南侧新建的全国人大办公楼办公。加上文书、打字员和司机，编辑组有近十来人。文稿来源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现成的，比如发表的中央文件和正式出版物；一类是中央办公厅向各地发文征集来的，特别是那些没有发表过的内部谈话资料。文稿资源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直到90年代初期。文稿资源在形式上也很丰富，有的是正式发表过的，有的是谈话的笔记记录稿、录音记录稿，也有的直接就是录音带甚至有关工作人员的笔记本。安徽农村改革初期的资料，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正式文本比较少，比较多的是在特殊场合和会议上的谈话。有许多非常重要的谈话，不仅讲话前没有正式准备讲稿，讲话后也没有整理成文，而且当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方便的录像录音设施，有的主要是在场其他干部的记录。因此，文选中的部分篇章，有一部分是直接根据地方干部听讲话的记录整理出来的。在这些记录中，时任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笔记是最完整的。“包干到户”诞生在滁县地区的凤阳县，滁县是当时政策交锋的主战场，王郁昭本人是在万里领导下力挺家庭承包制度的关键人物。由于他本人是地委书记，是政策论战的重要当事人，自然对于万里的谈话特别认真重视，记录尽量详尽。同时，他是大学教师出身，文字能力强，工作笔记也记录得尤其完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