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在《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近代中国文化出现了转型和认同的双重困难。从“国家”观念来说，一方面我们接受了西方现代以“民族”为“国家”基础的论述，认为建设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就是像西方一样追寻“文明”；但一方面又在感情上倾向于中国历史上以“文化”为“国家”基础的现实，觉得必须捍卫汉唐以来，特别是清代以来“光被四表”的大国。

我们应该寻找文明与文化、普遍与特殊、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和谐之道。我认为“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而“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

文化是一种不必特意传授，由于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而文明常被看成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获得的东西，因而它总是和“有教养”、“有规则”、“有知识”等词语相连。各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它表现出一种对异质文明的抗拒，而文明常常是始终在前进的。文化与传统有关，它是特殊的，而文明与未来有关，它是普遍的。把文化和文明略加区分，我们就不需要对全球化、普遍化、同质化、现代化那么紧张，一定要较长论短的话，我们更需要比较的是文明的高低。只有思考如何保持我们的文化，坦率和诚实地承认我们的文化困境，才能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的文化绵延发展，而文明与文化也可以在全球与地方的结构中和谐发展。（钟河 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