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乔石夫妇与大儿子蒋小明(左一)、小女儿乔晓溪(左三)、大女儿乔凌(右二)和乔小明之妻周进(右一)摄于北京。图/作者提供

2008年，郁文和乔晓溪在澳门。图/作者提供

本文首发刊载于2015年1月29日发售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97期

《中国新闻周刊》文/乔晓溪

(乔石和郁文之女。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ICU住院医生。1988年赴美留学，就读贝勒医学院，1993年毕业，获神经科学博士学位。现从事医学基础科研和教学)

2013年2月3日，黎明前，我与家人早早来到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等候妈妈的到来。

天亮了，但太阳迟迟不肯露脸。前几天一直晴朗的天空，此刻变得低沉，布满阴霾。灵车上路时，天上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漫天风雪中，迎来了妈妈的灵车。数以千计前来吊唁的人和我们一起，一一跟妈妈作别。

往事一幕幕，电影般在我头脑中浮现。

在家里四个兄弟姐妹中，我排行最小，哥哥姐姐们都说妈妈偏爱我。其实，我觉得妈妈关爱她所有的儿女。也许因为一些原因，我得到妈妈更多的爱，那是我心底最深的幸福和感恩。每个子女跟父母的缘分不同，妈妈与我，有着一种类似失而复得的情感。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爸爸妈妈一点都不亲。

童年时和父母的疏离

我生在上个世纪中国大炼钢铁的年代。那时，爸爸妈妈在东北辽宁的鞍山钢铁公司工作。两年后，在我记事前，他们又奉调大西北，去参加创建甘肃酒泉钢铁公司。因为西北条件太艰苦，他们工作忙，妈妈身体也不好，我们兄妹四人被送到南京，由爷爷奶奶代为照料。

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爸爸妈妈的身影。只是在长大以后，才听妈妈讲起那时的一些情景。

有一天，我们姊妹俩在家门口玩耍，远远看到难得回来探家的爸爸妈妈，风尘仆仆地急切向我们走来。我们彼此窃窃私语，“咦，他们回来了”，却没有一个迎上去，投入他们的怀抱—那是他们最期盼的啊。在我们眼里，爸爸妈妈是家里难得来访的稀客。

爸爸妈妈想利用有限的假期，多跟我们相处，睡觉前总会问我们：“今天晚上谁愿意跟爸爸妈妈一起睡呀？”当时，最小的我，却第一个态度鲜明地表示，怎么睡都行(跟爷爷奶奶或阿姨睡，或自己单独睡)，“反正我不跟你们睡”。

这些事，令妈妈的印象如此深刻。后来她讲述这些情景时，我能听出，当年我的童言无忌，曾经多么强烈地刺痛了她的心。

与爸爸妈妈聚少离多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

1963年，爸爸妈妈调到北京工作。根据有限的条件，先把已经上小学的大哥小明和姐姐小凌接到北京同住。1965年，我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才和二哥小东还有爷爷奶奶搬到北京。一家八口终于团聚了。

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与爸爸妈妈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生活。最初一段时间，我的口头禅仍然是：“你们家”比“我们家”(南京的家)如何如何不同。

然而，这段时光非常短暂。我还未及完全认同这个新家，疯狂、动荡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爸爸妈妈先后遭到隔离审查，后来又被双双“发配”到黑龙江肇源的中联部五七干校。

不久，爷爷去世，奶奶有段时间去了大姑姑家，大哥初中毕业后去了延安插队，剩下我们三个小的，彻底没有了大人的管束，整天无所事事，变着花样地疯玩儿。闯了祸，也无所顾忌。一般最拿得住孩子们的办法是找家长告状，在我们这儿换来的回答却是：“找去吧!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呢!”